马场町那个地方，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就是土路和旧围墙，1950年六月，刑场名单上有四个人，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个个都不是一般人，点名，一个接着一个，子弹也是一颗接一颗，不像那种一排人齐射，倒像是在处理什么特别重要的物件，最后就剩下陈宝仓，他一直坐着，没反抗，一张纸条递了出来，收信人写着段翔九，上面就几句话，没人劝他多写点，火葬那两个字，像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体面，没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可能他心里清楚，写多了也递不出去，话说多了反而会害了别人。
那个时候的台湾，气氛很压抑，白色恐怖嘛，你在路上多看谁两眼，可能晚上人就不见了，谁敢去认领“通共”政治犯的尸体，你把尸体领回来，家里的孩子可能连学都上不了，街坊邻居看见你都躲着走，师文通那时候人在香港，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就到处找人帮忙，也没找什么大人物，就找了两个普普通通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把人接回来，他自己心里也没底，这种事谁会答应，没想到那两个朋友竟然就同意了。
他们去了刑场，尸体已经腐坏了，具体什么原因谁也不说，但能把遗体领出来，火化了，装进罐子里，这已经是豁出去了，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没人管他们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没拿到什么荣誉，也没人给报酬，更没什么光环，就是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办妥了。
骨灰火化完得送出去，陈家在岛上一个人都没有，师文通和他的三个女儿都在香港，火化只是第一步，怎么把骨灰送出岛才是最难的，陈禹方在台北有个同学，叫殷晓霞，就是这个姑娘，她没有入港证，也没什么关系，干脆就不走官方的路子，她把骨灰罐子紧紧绑在自己身上，混上船，船一靠岸，她不等通关检查，直接就跳进海里游了过去，天那么黑水那么冷，她把行李都扔了，就只顾着怀里那个罐子。
要问为什么这么做，光说感动谁也不信，她又不是什么烈士的后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她心里明白这件事的分量，一个人为了国家牺牲了，不能最后连回家的路都断了，骨灰到了香港，最后又被送回了北京，1952年在八宝山安葬，事情过了三年才公开，祭文是李济深念的，上面只提了陈宝仓一个人的名字，那三个帮忙的人，一个字都没提。
没人给他们送花篮，他们办完事就消失在人海里了，正是这三个人，让陈宝仓没有像其他无名烈士一样，被随便一锹土给埋了，他的故事才没有在半路上断掉。
陈宝仓这个人，人们记得他抗日，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日本军官给他递刀的时候他眼皮都没眨一下，转过身，他又成了国军里最早把军需仓库交给解放军的人，他有官位有权力，本来可以继续混下去，里面的门道他都清楚，可他不愿意再玩那一套了，他选了另一条路，有人劝他别走，傅作义都起义了，你留下来也行，他说不行，我还有任务要去台湾。
他最后走得很清醒，火葬这个结局他早就想到了，骨灰罐子能不能回家，他可能都没抱什么希望，绝笔信里只留了“请火葬”三个字，不是他没有情感，是他早就把生死这回事看透了，可偏偏就有人真的把他送了回去，一封信，两个朋友，一个骨灰罐，还有一段冰冷的海水。
这事儿放现在说给谁听，谁都觉得像编的，可它就是真的，很多人嘴上喊着敬重英雄，可这个故事却没几个人听过，其实除了陈宝仓，那两个走进刑场的朋友，那个跳海的女孩，都应该被记住，他们不是故事的主角，但他们让主角的故事没有断在历史里。
那罐骨灰，一站一站地交接，没人掉链子，也没人嫌麻烦，骨灰罐被绑在身上，藏在怀里，背在肩头，那不是一捧灰，那是一个人最后的体面，是那个时代里一次无声的接力。
信仰到底是什么，陈宝仓明知道必死无疑还是要去送情报，那两个朋友明知道有危险还是要去领遗体，殷晓霞明知道没人逼她，她还是跳海去送那罐骨灰，信仰不是口号，就是这三段实实在在的行动，都是他们自己选的，名字可能会慢慢被淡忘，但是“把骨灰送回家”这件事，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