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该清净的佛门掀起了浊浪，原少林寺当家人“涉嫌刑事犯罪，严重违犯佛教戒律”正在接受多部门的联合调查，并被注销戒牒，逐出佛门。联想到2018年，原北京龙泉寺当家人被查而引发震动，那么人们不禁迷茫：究竟何处尚有那一缕“佛门理想”之光？为何个别“大师”逃脱不了这个喧嚣时代的荒唐？
让我来讲讲慧远的故事，解密一个真正的大师的模样。
“若问匡庐事，终身愧远公。”（唐·灵一）
01
东晋南北朝。
这是一个分裂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在江州庐山，出现了佛教大师慧远（也写作惠远）。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原平市）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活了82岁，大体上与东晋王朝（317～420年）相始终。
慧远早年追随道安，是道安思想的真正继承人。50岁前后来到庐山，此后从不出山，直到去世，在庐山弘法30多年。
慧远13岁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学习儒家六经，同时涉猎老庄，对儒家、道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领会，不久即以卓异的才智和学养而享誉于知识名流中间。21岁时，与弟弟慧持一同到恒山拜道安为师，据说，慧远听到道安讲述《般若经》，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这里面当然有讲故事的《高僧传》作者贬损儒道、虚夸本教之意，但也不无看出佛教“义理”对慧远的影响。
从崇信儒学，到服膺老庄，再到皈依佛家，是慧远人生的三大转折。在对儒、道、佛三家均有深刻了解之后，再来对比三家理论，慧远得出结论：人生的意义、理想、目的在于追求“沉冥之趣”，即以达到玄默无欲、泯然无迹的境界为指归。这一思想转变和生活道路，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与当时南北战乱、玄学横流分不开的。
在道安门下，慧远虔心修业，很快成为道安的高足。道安对他十分器重，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的苻坚命其子苻丕围攻襄阳，身在襄阳的道安不得不遣散徒众，让弟子独立四处传道。临行前，道安对弟子们一一诲勉，唯独对慧远未置一词。当时，慧远跪拜说：“独无训勖，惧非人例。”道安说：“如公者，岂复相忧？”当慧远请求老师像对其他同学一样给予临别训词时，道安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弟子的慧远自期甚峻，作为师长的道安期许甚高，师徒间的默契在这里达到了化境。
于是，在追随道安近30年后，慧远辗转来到了九江，来到了庐山。从此，慧远的名字与庐山难解难分。
慧远卜居庐山30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活跃和最重要的时期。他在西林寺住持慧永的协助下，得到了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创建了东林寺。慧永是慧远的同门师兄，约14年前来到庐山，受当时江州刺史、名将陶侃之子陶范的邀请，入住西林寺。东林寺就在西林寺东边不远处，建成于太元十一年（386年），开始规模并不大，结构也简单，“仍石垒基，即松裁构”，与后来的“大起重阶，广延阿阁”不可同日而语。随后，慧远还在庐山创建上崇福寺、上化城寺、中大林寺等，但以东林寺名声最大，影响最广。
慧远一面悠游庐山名胜古迹，饱览鸟兽草木、崖岭瀑布的美景，一面讲经论道，撰写文章，培养弟子，邀请西来的僧人译经，派出弟子到西方取经，与四方僧界保持联系，并与统治者深相结纳，展开全方位的宗教活动，由此奠定了庐山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唐·孟浩然）
02
慧远的佛学思想以“般若”学为宗旨，继承道安的“本无义”学说，吸收其他流派的思想，加以改造、发展，提出了“法性”说，将佛教出世主义宗教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般若经》把整个宇宙分为“色”（大约相当于物质概念）和“心”（泛指一切精神现象）两部分，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虚幻不实的，是空的，人们只有通过佛教智慧“般若”否定一切现象为实有的世俗认识，才能把握佛教“真理”，得到解脱。般若，是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就是“智慧”，但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特殊智慧，是指如实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因此在大乘佛教中称之为“诸佛之母”。所谓“法性”，是与道教的“长生”相对应的概念，是宇宙万物绝对真实的本性，佛的涅槃以永恒为法性，“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也就是说，涅槃后的精神实体是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人们应该把达到这一境界作为奋斗目标。
从“法性”说出发，慧远提出了形尽神不灭理论和因果报应说。所谓形尽神不灭，是指人或动物存在一个独立于形体之外的“神”，或叫作灵魂，它不因形体的死亡而死亡，而是不灭的，永恒的，会从这个形体上传到另一个形体上，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投胎”重生。这一点，其实已经和原始佛教有相当大的差距。因为佛陀的缘起论只承认“由因生果”，而反对“因变成果”，譬如以灯传灯，是乙灯的火由甲灯焰生，而不是甲灯的火跑到乙灯上去，根据这个道理，佛教虽然也讲六道轮回，然而不承认有个灵魂从这个有情的身体投入到另一个有情的胎里去。但慧远继承了东汉以来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结合我国传统迷信观念，加上道教生命为大患、形体为寄托的思想，提出了“形尽神不灭”。在他所作的《形尽神不灭第五》中，他也用薪火之喻来作论据：“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好比是火，人的形体好比是柴薪，柴薪经过燃烧，成为灰烬，而火却从此薪传到彼薪，永不熄灭。那么同样，人的形体消灭了，但神（灵魂）也从这一形体传到另一形体，永恒不灭。这样的论证过程，虽然有漏洞，但也显示出慧远优秀的辩才。此外，慧远还撰写了《答桓南郡明报应论》，从形神关系、产生因果报应的根源和怎样不受报应等三个方面，详尽地回答了当时的大军阀桓玄的问题，“论证”了因果报应理论。形尽神不灭理论，是慧远全部佛教学说的理论前提；因果报应理论，是慧远佛教思想的重心。
怎样才能达到“法性”？慧远为人们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往生弥陀净土。弥陀，是阿弥陀佛的简称，意思是“无量寿”“无量光”，也就是说，寿命无限久远，光明无限广阔。《无量寿经》说，过去有个国王出家为僧，号法藏，发八十四愿，称“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后来果然成佛，名“无量寿佛”，国土在西方（指古印度）名“安乐”（“极乐”）。西方极乐世界与众生居住的人世间即所谓“秽土”相对，称为“净土”。因为无量寿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又称“接引佛”。据说，阿弥陀佛在诸佛中誓愿特别宏大，无论怎样罪大恶极的众生，只要专念其名号，一心不乱，就能灭无数劫业，消除一切苦恼，目见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慧远提倡念佛三昧，修持观想念佛，宣称用这一方法可以止息思念，断除疑网，心向净土。由于这一方法简单易行，深受信众欢迎。
慧远信仰弥陀净土思想，曾和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共同立誓，以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传说慧远还在庐山邀集僧俗结白莲社，其中佼佼者称为十八高贤。净土信仰这一流派，百来年后经慧远的俗世老乡、北魏昙鸾的奠基，再经隋唐之际道绰的弘扬，到道绰的弟子善导建立起完备的净土理论及仪轨，使净土宗具有真正的宗教形态，从而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净土宗。由于弥陀净土思想发端于慧远，且又有立誓、结社的具体行动，因此，慧远被尊为净土宗始祖。
“胜地东林十八公，庐山千古一清风。”（宋·黄庭坚）
03
慧远对庐山还有多重贡献：他与北方的鸠摩罗什书信往来，接纳被罗什教团排斥的佛陀跋陀罗，邀请僧伽提婆来庐山译经，派弟子法净等人去西域取经，显示了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气度；他提出佛儒合明论，极力调和佛教与儒家名教的矛盾，开创了三教融合思想的先河；他交纳广泛，上至帝王、将军、名士，下至隐士、普通信众，甚至造反者，他均与之往来，看得出他长袖善舞、圆融无碍的处世技巧。
还有一件事，显示了慧远的高峻，那就是沙门不敬王者的论战。元兴元年（402年），大军阀桓玄率领大军攻入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夺取了东晋政府的实权，自称太尉。这时候，他承接了六十年前庾冰（庾亮的弟弟）的思想，下令沙汰沙门，并要求佛教徒向王者跪拜敬礼。为此，慧远写下了《沙门不敬王者论》，论述了佛教的主要理论和沙门不敬王者的基本立场。慧远同意适当沙汰僧人，但对跪拜王者提出异议。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在世俗社会里，就要敬君尊亲，而出家修道后，就是超脱世俗的世外之人，僧尼长期隐居寺庙修行，以摆脱世俗的痛苦，逐步通向成佛的道路，正因为这样，背离亲属之情，而不和孝道相悖，不对王者跪拜，而并不失去敬意。慧远的这一观点，从维护佛教团体不受政治干涉，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出发，极力说服统治者给予佛教在世俗社会之外建立一个相对清静、保有“世外权杖”的领地，与他的师父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以及同时代北魏的法果主张“现在的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的态度完全不同，充分显示出慧远对佛学信仰根基所投注的心智，体现出严谨的理想主义者的风度。慧远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为庐山争得了一顶坚定信仰、独立不羁的桂冠。
“请近东林寺，穷年事远公。”（唐·刘长卿）
04
慧远不仅仅是个宗教家，而且可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家。诚如梁代释慧皎所称赏的那样，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在佛教与文学两方面均有不凡的建树。在慧远存世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庐山记》（一作《庐山略记》），作为庐山最早的地志，不仅对庐山文学有其贡献，而且也是晋宋地志游记中不可忽视的成果。另外，有一篇《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虽然有说是慧远所作，有说是慧远的弟子所作，但文中记叙了慧远组团同游庐山石门涧的历史事实，实为山水游记的开篇之作，不仅为庐山赢得了又一顶桂冠，而且就山水文学的走向来看，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庐山记》先说庐山的地理位置：“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左挟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次叙其名称来历：“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故时人感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文中最出彩的是描述庐山景致的部分：“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陟天庭焉。”
还有：“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灭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鸥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则其下水气涌出如车马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则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
前一段，远描整座大山，近说五老峰景色；后一段，则将石门涧一带风景细细道来。不是身临其境，不会这么贴切，这么生动；不是庐山中人，不会这么仔细，这么有趣。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的写作更有意思。文中记载，隆安四年（400年），慧远与“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出东林寺，到庐山西南的石门涧春游。那一天，大家早早起来，抱着极大的兴趣出发：“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一路上，排除种种险阻，乘兴而往：“虽林壑幽邃，而开途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到了石门涧，大家攀岩附葛，努力登山：“既至，则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仅乃造极。”然后开始欣赏风景：“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大家的心情非常愉悦：“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更进一步，天气变化，视角不同，引来不同风景，不同感受：“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之以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于是想到，环宇宽广，灵山渺远，能在一起聚会，岂非缘分：“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大家感遇同欢，各就篇章：“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
这次春游，能确考的除慧远外，有刘遗民、王乔之、张野等人。慧远还写有《游庐山》诗，刘、王、张等人写有和诗，甚至还有可能大家在一起联句作诗。后来，这些诗结集刊布，成为庐山的第一本诗集。
这一次师徒同游的动机是“吟咏山水”，所以文学集会的意味十分明显。他们一方面为大自然的“神丽”而“众情奔悦，瞩览无厌”，表现出对山水美的欣赏热情，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倘徉山水，更是“一次心灵上的体验”，他们共同探讨从山水中所获美感的根源，认为应在于“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即有一颗澄澈闲适之心，“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于是，“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山水是一种承载，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告示：先贤的思想，万物的情感，都通过山水直达人们的心灵。这种山水与心灵之间互动，山水欣赏与哲理领悟相互结合的游历方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更忆东林寺，诗家第一流。”（唐·武元衡）
05
在庐山，还有一个传说，那就是“虎溪三笑”。说的是陶渊明、陆修静到东林寺拜访慧远，三个高人在一起聊天，一直舍不得分手，最后天色晚了，慧远起身送客，不知不觉送过了东林寺大门口的小溪，那对面山上的老虎就吼叫起来，意思是你慧远大师把自个送客不过溪的规矩给破坏了，于是三人相视大笑而别。“虎溪三笑”的故事当然是编造的，是为了调和儒、释、道三家思想而臆想出来的，可也为人与人之间超越意识形态而宽容共济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千百年来引多少遐想，抚慰着多少孤寂落寞的心。
慧远大师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坚韧的信仰根基，通过毕生不懈的努力，为佛教在中国生根与传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创建东林寺，使庐山成为南中国佛教中心，对庐山文化风景起到了标志性作用，极大地开拓了庐山的人文境界。
同时代的鸠摩罗什称赞慧远说：“远方的边地，没有见过佛陀大经，却能如此与经文暗合道妙。佛经说，末代东方有护法菩萨，正是这位值得尊敬的仁者啊！”
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说：“昔释安公（道安）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隈，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
唐代李演评价慧远：“天之高也，日星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岳镇其维。人资三才之灵，推五行之秀，粤有迈德宏域，融神慧境，焯迦罗之绝照，挹甘露之元津。配五岳而永崇，唏扶桑而不息，则慧远法师其人也。”
宋代祖琇用孟子对孔门的贡献来比拟慧远对佛教的贡献：“盖尝谓远有大功于释氏，犹孔门之孟子焉。”
胡适在《庐山游记》中写道：“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博士一语中的。
时至今日，在佛门有鬼、信仰坍塌的时候，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怀念慧远大师。
“空悲虎溪月，不见雁门僧。”（唐·灵澈）
参考文献：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晋·慧远《庐山慧远法师文钞》，台湾青莲出版社，民国九十一年。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第一版。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第1版。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
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景德传灯录》，上海涵芬楼景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线装本。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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