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期间，记录台湾地下党英烈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火爆全网，而在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朱谌之）四位烈士牺牲后，故事远没有结束，为了能让英烈魂归故里，有一位奇女子，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宝仓将军最终回到了故乡。
这位奇女子，正是殷晓霞，而她不负重托的大义之举，得从一个承诺说起。
1950年盛夏，台北马场町刑场的几声枪响刺痛人心，因为叛徒的出卖，吴石、陈宝仓两位将军以及聂曦、朱枫英勇就义。
四位烈士的牺牲，令国民党得意洋洋，因为根据叛徒提供的提供的情报，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组织基本被连根拔起，这么一来，他们就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事实上，当时我党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组织，确实受到了重创。
在吴石、陈宝仓、聂曦以及朱枫四人牺牲的同时，还有多达400余名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而这个数字在后来不断扩大，因牵连其中而被抓捕询问的，高达1800余人。
而这些，都与一个叛徒有关。
这个叛徒，就是蔡孝乾，蔡孝乾当时是中共台工委书记，也就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能坐到这个位置上，说明了他深得组织信任，而实际上，蔡孝乾不管是资历还是经历，都不像是一个叛徒。
蔡孝乾参加革命很早，并且还去过瑞金、延安，另外还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蔡孝乾又在八路军总部任职，到抗战胜利就去了台湾，开始担任台工委书记，而他的最终叛变的导火索，源于一份报纸。
进入1949年之后，随着我军席卷大西南，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筹备迎接解放军的工作，期间，为呼吁更多的人认清蒋氏真面目，地下党还创办了一份名为《光明报》的报纸。
创办报纸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对形势的预估归于乐观，同时也对敌人的残暴过于轻视。
当时的情况是，报纸在发放时十分随意，几乎没有考虑如果被敌人发现怎么办，这就导致发放的地方和对象不合时宜，据说陈诚的办公室都被塞进去了一份。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视而不见，而老蒋还因此大为光火，专门召开了阳明山会议，下令要彻查这些报纸的来源。
老蒋下了令，特务们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就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将四名发放《光明报》的学生当场抓获。
学生嘛，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因此特务们几乎没用什么手段，就从这几个学生嘴里问出了想要的信息。
据这几个学生交代，报纸是一个叫做戴芷芳的同学拿给他们的，顺着这条线索，特务们又查到，这些报纸的最终出处，来自基隆大学校长钟浩东。
有了明确目标，那就是拿人了，经过特务数日蹲守，很快就抓到了钟浩东，而钟浩东当时除了基隆校长这个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台工委基隆工委书记，也就是说，他也是地下情报组织的议一员。
不过，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钟浩东始终没有屈服，更没有说出任何关键信息，原本到这里，特务们也是无可奈何，但在这一天，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当时钟浩东已经受审数日，连日来的折磨令他精神恍惚，而这天审问他的正是被称为“活阎王”的谷正文，此人心狠手段，并且极善于从细小处发现线索，而当时钟浩东可能是担心战友们的安危，下意识的问了一句，“老郑现在怎么样了？”
尽管在之后，不管特务怎么严刑逼供，钟浩东始终不肯说“老郑”是谁，但谷正文明白，这个“老郑”，必然是共产党在台湾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
之后，到了1949年的10月，地下党高雄工委负责工运的一人被捕，而此人熬不住酷刑，供出了时任台工委副书记的陈泽民，正是这个陈泽民，把“老郑”的地址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谷正文。
那么“老郑”是谁呢？正是蔡孝乾，就这样，蔡孝乾也在不久后被谷正文抓了回来。
而在被抓之初，蔡孝乾曾经成功逃走过一次，他利用特务松懈，居然逃了出去，并躲到了台湾乡下，但在躲了几天后，实在是忍不住口腹之欲，一心想吃牛排，结果刚一出来，就被特务抓了个正着。
二次被抓之后，蔡孝乾很快就选择了叛变，并供出了多个名单，其中，就有吴石和朱枫。
吴石将军当时在国民党身居要职，为国防部参谋次长，而朱枫则是奉命潜入台湾，任务为取走吴石将军提供的军事情报。
原本朱枫的任务，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由于她在抵台后，第一个接头人就是蔡孝乾，所以就被谷正文顺藤摸瓜，不仅朱枫的真实身份被查清，同时也让吴石将军陷入身份暴露的危险之中。
由于事发突然，吴石将军只能在第一时间通知朱枫，并冒着危险安排她乘坐飞机离开，但国民党特务这边动作也很快，就在朱枫抵达与她老家镇海仅一水之隔的舟山群岛时，被追来的国民党特务抓到。
朱枫的被捕，加上蔡孝乾的供述，最终让吴石将军的身份暴露，随后，吴石将军与他的副官聂曦，均被特务投入大狱。
而截止到这个时候，其实陈宝仓将军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也并没有进入到保密局特务的调查名单范围之内。
当时陈宝仓将军，担任国民党中将高参，他是在1948年时加入了民革，并在1949年受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委派去了台湾，任务就是配合吴石将军开展情报工作。
而在吴石将军被捕之初，陈宝仓并没有受到牵连，也没有特务来调查他，而导致他后来身份暴露的，是因为特务在吴石将军的寓所，找到了一份手写军事情报，而内容则涉及到军事防御部署等重要信息，这就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
同时，由于情报是手写，因此笔迹就成了突破口，最终经过技术鉴定，发现与陈宝仓的笔迹十分接近，最终在1950年3月11日，也就是吴石将军被捕的十天后，陈宝仓将军被被捕。
严格来讲，陈宝仓将军的被捕，十分的可惜。
手写方式传递情报，确实比较方便，但与此同时，也蕴含了极大的风险，毕竟笔迹是可以辨认的，况且陈宝仓将军在国民党中任职多年，他在军队里肯定留下有诸如签字之类的笔迹，而这就成了对比样本。
当然，这也不能怪陈宝仓将军，一方面是当时条件有限，而这种机密情报也只能手写，二来，谁又能想到，蔡孝乾居然会叛变呢。
而对于自己被捕，陈宝仓将军反而十分淡然，他曾经在抗日战场上身经百战，1938年的安徽宣城战役中，他遭到日军战机轰炸身负重伤，还导致右眼失明，但仅休息半个月就再次赶赴前线，所以，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当初接受组织委派来台湾时，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所以，面对特务们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陈宝仓将军始终坚贞不屈，而当特务逼他说出吴石将军的真实身份时，他更是没有吐露一个字，最终，保密局从他口中，也未能得到任何关于地下党组织的哪怕一点情报。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将军与吴石将军，还有朱枫、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而在临刑前，陈宝仓将军从容写下了仅有36字的绝笔信。
“永康街１３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由于这个案子在当时十分重大，因此一般人唯恐把自己牵连进去，更别说去给烈士收殓了，但当时，有两位心存正义的热血青年，出于对陈宝仓将军的敬佩，不顾危险完成了这一义举。
这两位，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军需官，分别叫陈克敏和唐辉麟，论身份，他们人微言轻，但他们的行为，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而当时由于已经是六月份，加上英烈的遗体又在刑场放了有几天了，所以当时已经出现了腐烂情况，但这些对于这两位义士根本不算什么，他们连特务都不怕，哪里还会怕遗体腐烂？
在秘密找到陈宝仓将军的遗体后，两人又连夜将遗体运到火葬场，并在给火化工高价后，最终让火化工将陈宝仓的遗体火化，之后，二人马不停蹄，把陈宝仓将军的骨灰，送到了陈将军的女儿陈禹方手上。
但即便是骨灰，也不能留在身边，万一被特务发现，必然难逃被毁坏的厄运，所以，陈家人经过商议，决定把陈将军的骨灰送回家乡，也就是河北遵化。
可怎么送回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陈家人根本没办法离开台湾，左思右想后，陈禹方想到了自己的同学殷晓霞。
殷晓霞与陈禹方相识多年，关系也非常好，而她当时在家人的安排下，计划经香港去上海读书，陈禹方就想着趁殷晓霞离开台湾去大陆的机会，让她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去。
但这件事，谁都知道风险极大，更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所以对于殷晓霞会不会答应，陈禹方一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
不曾想，殷晓霞与那两位冒着危险为陈将军收殓遗体的热血青年一样，对陈将军也是敬佩无比，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
到了当年7月，殷晓霞带着装有陈将军骨灰的行李箱，登上了去往香港的轮船，这一路上她担惊受怕，好在有惊无险抵达香港，谁料准备下船时，岸上的港英警察对所有人一一搜查，担心骨灰被搜出来导致意外，殷晓霞最终决定，丢掉所有行李，只把骨灰盒绑在身上，然后趁人不注意，纵深跳入大海。
一直在海水里泡到晚上，等岸上没人时，殷晓霞这才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偷偷上岸，随后她不敢多做停留，一路向提前约定好的接头地点而去，最终，见到了我方的接头人员。
至此，殷晓霞完成了好友的重托，而她虽是一介弱女子，但她的义举，真正体现了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
1952年，陈宝仓将军被授予烈士称号，而陈家人也收到了由毛主席签署的000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纪念证上，一行大字格外醒目：“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