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位日本老人出现在黑龙江的一块荒地上。
他指着脚下的泥土，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这里，下面有一百多箱弹药。”
围在他身边的解放军战士一脸错愕，众人也都愣住了，一个从日本来的老人，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的埋藏点？
那么，地底下真的有弹药吗？这个日本老人又是谁？
731部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北，短短几个月之内，整个东三省落入敌手。
从哈尔滨、齐齐哈尔到牡丹江、佳木斯，黑龙江成为日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一环。而在这片土地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便是被誉为“人间地狱”的731部队。
731部队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他们真正的职责，是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其中核心的研究所就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一带。
这里从表面看是防疫研究机构，实际上却是侵略者的“解剖场”、“焚尸炉”、“毒气室”，是无数中国人噩梦的源头。
实验内容之惨烈、手段之毒辣，已无法用常人的逻辑理解。
健康的青壮年被当作“实验材料”，被投进密闭房间测试毒气的致死时间。
孕妇被注射病毒，婴儿被剖腹取出观察病菌传播；尸体被焚烧处理，整个平房区空气中弥漫的不是烟火味，而是人肉燃烧的恶臭。
毒气弹只是这场残酷实验的一个分支，却是最致命、最长远的遗毒。
731部队在“研究”过程中制造了大批装有芥子气、路易氏剂、光气等剧毒化学物的弹药。
这些武器从未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却早已在黑土地下潜伏成了“后遗症”。
日军为了在撤退时毁灭证据、同时保留复仇的筹码，命令将部分毒气弹连同其他军用物资统一掩埋在秘密地点。
这不是简单的销毁，而是一种阴险的延续。
他们妄想，有朝一日日本“东山再起”，这些隐藏的“炸弹”就会成为反攻的底牌。
掩埋地点的选择不是随机的，黑龙江寒冷偏僻、地广人稀，成为天然的藏毒之所。
撤退的日本军队按照事先部署，将上百箱毒气弹分批埋入土中，并在周围种植作物以掩人耳目。
有的弹药箱被深埋于田地之下，有的则被藏入伪装的建筑物遗址中。
为了彻底封锁消息，日军还在施工结束后，杀害了被强征来的中国劳工。
1945年，日本战败，战事全面终结，侵略者撤离，但那些未爆的毒气弹却如同恶魔的种子，依旧躺在这片土地之下。
几十年过去，风吹雨淋、农人耕作，有人挖出了形状奇异的金属箱，有人无意中释放了毒气酿成惨剧，但真相始终被雾气笼罩，未曾完整揭开。
日本老兵
木村第一次听说“黑龙江”这个词，是在他二十岁那年，被塞上战车、踏出日本本土的那一刻。
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之子，在那场战争里，被贴上“兵”的标签，毫无选择。
被编入运输兵团之后，木村随队抵达中国东北，被分配到了黑龙江一个弹药中转点担任守卫。
看似是远离前线的后勤工作，实则是日军构建战争机器的重要一环。
他的职责简单到近乎机械化，看守、登记、维持秩序，可正是这份“不沾血”的差事，让他得以窥见战争最残酷的真相。
每天早晨，天还未亮，便能听到不远处传来中国平民的哭喊声，有时候是女人的尖叫，有时候是孩童的哀嚎。
他也看见队伍中押送着衣衫褴褛的中国劳工，被强行驱赶进实验区，再也没有回来。
他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也变成了那“白袍恶魔”，拿着手术刀站在实验台前，身边是绑着的中国人。
有一次，他偷偷在一份文件夹里看到“光气弹测试”几个字，后面还画着几个骷髅图案。
他愣了许久，脑海中只剩一句话：这些东西，是给活人用的。
战争末期，日军节节败退，黑龙江也成了他们不愿放弃的战略据点。
上级命令将大批毒气弹就地掩埋，木村作为守库人员，也被临时调去监督转运。
他站在被挖开的地坑前，看着一箱箱贴着红色“危险”标签的铁皮箱被搬下车，用防雨布和泥土一层层覆盖。
日本战败那天，木村拿着回国的命令书，走上返程的军列。
回到日本后，木村过上了平凡的日子，他娶妻、生子、工作，每天早上骑脚踏车上班，晚上看新闻读报。
2004年，一条新闻打破了木村刻意维持的平静。
电视机中播报着黑龙江一起突发事件，多名工人在施工中触发了疑似毒气弹爆炸，几人当场死亡，十余人重伤。
他关掉电视，在厨房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他拨通了中国驻日本使馆的电话，用生涩的中文说：“我是……我知道毒气弹在哪里。”
再次来到黑龙江
2004年9月，一支特殊的队伍出现在黑龙江兴隆镇的郊野上。
几台军用运输车停在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边，车门打开，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缓缓走下车。
他正是木村。
木村手里握着一张泛黄的地图，那是他凭借记忆与中国专家一起手绘出的老营区地形图。
他认得，那是当年部队宿舍、弹药堆放区、防空壕与秘密掩埋点的简图。
他一点一点地指着：“这里……应该是第一处……再往南……那边，是第二处，我记得，下面有一百多箱弹药……”
部队指挥官立刻下达命令，士兵们分组进入准备状态。
一队拿着地质探测设备，开始对标记区域进行扫描；另一队拿起铲子、铁锹，小心翼翼地开挖。
木村站在不远处，双眼紧紧盯着地面。
他又开始回忆，那天埋藏弹药时，有几箱是临时改道埋进防火林带的，那一片，似乎也该去看看。
随着挖掘逐步深入，一处又一处被挖开，地下除了树根和石块，似乎什么也没有。
就在此时，西北角的一名士兵突然发出呼喊：“这里好像有金属回响！”
士兵小心刨开四周的泥土，直到整个箱体露出，表面仍隐约能看到旧日的军编号和警示标志。
“找到啦！”、“真的是毒气弹！”连串惊呼响起，那一刻，整个挖掘现场陷入短暂的静止，
木村听见声音后，踉跄几步冲了上去，拐杖一甩，扑通一声跪倒在箱前。
他不停地哭，不停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我害了那么多人……”
围在四周的士兵，没有一个人说话，历史是残酷的，他们眼前这个哭泣的老人，是侵略者，是证人，也是受害者。
接下来的几天，木村一边回忆一边指引，部队继续展开挖掘。
最终共找出上百箱毒气弹，藏匿点分布在三片区域，有的甚至距离民宅仅数百米之遥。
每发现一个点，就意味着一场隐患被解除，一个生命的威胁被排除。
但一切仍未结束，也可以说造成的伤害一直都在。
战后阴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关东军撤退，731部队临走前做了两件事。
一是焚毁一切实验数据和人体样本，妄图将罪证湮灭在烈火中；
二是释放大批感染细菌的实验动物，意图用生化残余继续毒害中国百姓。
在短短几日内，装载着数以万计跳蚤和老鼠的木箱被打开，扔进河道、田野、村落。
而这些“实验产物”，就是几年后一场场惨烈瘟疫的源头。
最先中招的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战争期间，这里本就是劳工与俘虏的集中营，被当作活体实验的后院，累累白骨就埋在这片土地下。
战后不久，随着农民重新耕种，有人在田里挖出奇怪的骨头，有人翻地时突然高烧不退，甚至有孩童因虫咬暴毙。
1946年夏，平房区爆发第一轮大规模瘟疫，一位名叫张彦廷的农民在田地中被跳蚤咬了几口，起初只是发烧、发红，很快却高热昏迷，几日后便撒手人寰。
他的家人接连倒下，其中甚至有一户在短短两周内死了12口人。
有人将这种病称为“窝子病”，但医学专家知道，这其实是中世纪欧洲流传数百年的“黑死病”鼠疫，死亡率高达90%以上。
而这一切，并非偶然，几位曾在731部队当过苦力的老人认出，那些满地乱窜的大白鼠，正是当年实验室内用于培养病菌的“活体培养皿”。
它们携带的，不只是病毒，更是侵略者蓄意制造的灭绝手段。
鼠疫接二连三地在黑龙江各地暴发，从1946年到1954年，仅平房区就发生过6次严重疫情，波及百余村庄，死亡逾200人。
最可怕的是，这些病源没有被完全控制，像是定时炸弹般潜伏在水源、土壤、野生动物体内，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遗毒生态圈”。
而在地面之下，另一场噩梦悄然酝酿着。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少地方在挖掘地基、施工修路时，意外挖出锈迹斑斑的铁箱，打开之后却是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是毒气弹，尚未彻底腐蚀，依旧致命。
数起“莫名中毒事件”震惊社会，有人在施工中失明，有人在野外翻土时休克，更有孩童因误触残留毒剂而丧命。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却始终对731部队的罪行闭口不谈。
二战后，美军为获取日军细菌战资料，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因此，在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个731部队成员因细菌战而被判刑，历史的最大黑洞由此形成。
更令人愤怒的是，日本国内长期将731部队的存在矮化为“传闻”或“历史误解”。
在靖国神社的“和平博物馆”里，关于731部队的陈列，只字未提罪恶，反而以“防疫部队”的身份出现，仿佛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从未发生过。
正是在这样的抵赖与歪曲中，中国学者、媒体、民间力量开始持续追踪与揭露。
从八十年代起，一批批研究者冒着政治阻力和经济困难，走访幸存者，挖掘老兵口述，收集旧档案、实地调查遗址一点点拼起被焚毁的真相。
2018年，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终于迫于国际压力，公开了一份731部队留守人员的花名册，引发世界舆论轰动，也为更多调查提供了突破口。
今天，我们在平房区建立纪念馆，在历史课本中讲述731，在网络纪录片中揭露真相。
不是为了沉溺悲痛，而是要告诉每一个人：有些罪行不能原谅，有些历史不能忘记。
那些在无麻药的实验台上被活剖的同胞，那些因毒气弹而终身残疾的农民，那些在黑死病中倒下的儿童，他们不是数字，而是鲜活的生命，是战争阴影最直接的受害者。
而木村，一个回到现场跪地哭泣的日本老兵，也许只是所有历史加害者中最罕见的一位。
他的悔恨无法代替审判，但他的“指认”，至少打开了某个封闭的闸门。
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守望。
让731的阴影不再吞噬和平的阳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审判，从未结束，真相，也永远不该被埋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