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程门问学

本文节选自沈卫威教授《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地缘文化:《东南论衡》”一章,为商务印书馆第四版新增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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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前(冀野)先生

1926年,中国政治正走向国共合作,欲颠覆北洋政府。在北京的国共政治势力,利用学潮,搞乱政府的阵脚。“三·一八”执政府屠杀学生的惨案,导致广大青年学子对政府失望,并纷纷投身革命。他们以高昂的热情,迎接“大革命”的到来。政党势力利用学潮由此开始,所以傅斯年1946年8月4日在北平《经世日报》上发表的《漫谈办学》一文中强调五四学潮是纯粹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后来的学潮背后都有政党势力在背后操纵。”东南大学校园更乱,自1925年1月郭秉文被免除校长一职后,这所学校在新校长任命上,陷入北洋政府与国民党势力、江苏地方势力和各派教授之间争斗的泥潭。多位校长,走马灯式上场,又被赶下或自动辞职,加上国民党执政带来的新变,这所学校有八年的动荡不安,直到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稳住学校大局。

在南北政治势力纷争的1926年,被搅乱的大学校园,年轻学子能够静下心来写诗,的确是少数。这一年,南京校园文坛属于卢冀野。在北方新文化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校园作家、诗人群星闪耀之后,东南大学在校学生卢冀野以白话新诗集和古典词曲并举之强势崛起。《东南论衡》及时充当了卢冀野展示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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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论衡》创刊号

14岁(1919年)即被新文学启蒙的少年诗人卢冀野,在1922年8月15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毕业后,在附中谋得一校刊编辑职位,他创作了这首白话新诗《记得》:

记得那时你我年纪都小,

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相肩坐在桃花下,

风在林梢鸟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困觉了,

梦里花儿落多少?

记得是你年十岁我十一,

同在你家度七夕;

我们共卧在那庭院儿里,

数着残星问了你,

问你:我织女姑娘儿可愿意?

你笑咪咪,我也喜。

记得五年来你我各西东,

来匆匆,去也匆匆!

不想到在他乡一笑相逢,

欢快转疑是梦中?

那知道相对默默竟无言;

你颈儿垂,脸儿红!

这首诗刊发在1923年3月1日《民铎》杂志第4卷第1号。1926年,卢冀野出版新诗集《春雨》时,改《记得》题名为《本事》:

记得那时你我年纪都小,

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花下,

风在林梢鸟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样困觉了,

梦里花儿落多少?

1934年,《本事》经由黄自谱曲,收入小学音乐课本,经久传唱。原《记得》大幅度删节,“桃花”改为“桃树”,童真、清纯、澄明,更适合小学生阅读、传唱。因为桃花在诗词中有情色的文学隐喻。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1923年9月,他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以特别生保送入东南大学文理科国文系,1926年印行新诗集《春雨》。1928年,他编辑新诗集《时代新声》,收录胡适、沈尹默、冰心、刘复、刘大白、俞平伯、朱自清、郭沫若、徐志摩等二十多位诗人的作品,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30年,他在开明书店版出版了第二本新诗集《绿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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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和《绿帘》

大学期间,吴梅改变了他的文学人生和学术人生。1926年,他创作了五部戏曲:正目《琵琶赚蒋檀青落魄》《茱萸会万苍头流涕》《无为州蒋令甘棠》《仇宛娘碧海恨深》《燕子僧生天成佛》。《东南论衡》上连续刊登四部,依次是《燕子僧生天成佛(鸠由韵)》(第5期)、《仇宛娘碧海恨深(齐微韵)》(第17期)、《琵琶赚(家麻韵)》(第23期)、《茱萸会(萧豪韵)》(第29期),这四种曲本发表时有三种都是署名“卢冀野原稿,吴瞿安删润”或“卢冀野原稿,吴瞿安润辞”。这四个曲本与《无为州蒋令甘棠》合印本为《饮虹五种曲》(《琵琶赚》《茱萸会》《无为州》《仇宛娘》《燕子僧》)。

吴梅在1927年11月(丁卯十月)为《饮虹五种曲》作序时,有如此褒扬:

近世工词者,或不工曲,至北词则绝响久矣。君五折皆俊语。不拾南人馀唾,高者几与元贤抗行。即论文章,亦足寿世矣。

1929年3月4日,原东南大学同学,此时任教于清华大学的浦江清以“縠”为笔名,专门为他写了书评《卢冀野五种曲》,刊登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60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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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虹五种》

卢冀野在《东南论衡》还刊有词《台城路》《金缕曲》等十多首,书评《读王次回〈疑雨集〉》,研究论文《泰州学派源流述略》《再论泰州学派》《清代女诗人一瞥》,时文《所望于今之执笔者》。可以说吴梅在近一年三十期《东南论衡》上,集中推出自己最得意的诗词曲传人卢冀野。这一年,卢冀野21岁。

更为重要的是,卢冀野也因此从白话新诗转向古体词曲,《春雨琴声》(第8期)一文展露了他这一转变的心迹。

卢冀野1926年转向的时间,正是闻一多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5月13日)之年。闻一多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对白话自由诗发展十年的反思和反拨。闻一多在美国是学美术的,也有古诗格律的旧学基础,但相对于卢冀野这样真正懂得音律,并写作词曲的诗人,就显出弱势。卢冀野在《春雨琴声》一文中说:

自胡适倡诗体解放,举国风从;光怪陆离,日甚一日;牛鬼蛇神,登骚坛而为盟主。五年前,予亦尝与二三子埋首为之,尝促膝斗室,相与纵谈:使民国后,能别创格调,以适新乐;远承词曲之遗,近采欧西之萃;亦盛事也,既而颇以为苦,成稿弃置箧中,自此不复下笔;去年,有友自海上来,谓武昌盲音乐家昌烈卿先生,精乐理,愿为予逐首制谱,共三十有二章,五月而就;集为一卷,名曰《春雨》。

文章后面,卢冀野引出三首新诗,其一为《阳关曲》:

一行杨柳,

二分明月;

记得别离时,

恰是这般时节。

当日离情切切,

却不道重来告别!

是多少时光偷过了?

城南陌上花如雪。

其三为《怀田汉》:

初逢在静安寺外,

握手相看一笑。

绿酒红灯都成梦了!

今夜风寒如许!

望望这明月江天,

照着几个飘零诗侣?

象形表意汉字,形声合体,传统诗学的声韵格律,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白话新诗革命倡导者胡适的理想,是要通过形式解决内容问题。形式易改,而汉语的诗意弱化了。不讲声韵,音乐美感失去了。闻、卢反思白话诗革命,在为新诗寻求发展变革的新路径。卢冀野的新诗,将小令、词、曲的形式,赋以新思想、新生活、新意境的创造性转化,并且是自觉的。将新诗、词曲创作打通,并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依托,是卢冀野的文学路向,他在雅俗、古今、新旧之间,寻求化解内在紧张的元素,成功消弭了其间的对立、疏离或人为设置的壁垒。

卢冀野不属于梅光迪所说的“学衡社”社员,但他的文学主张、学术观念十分契合《学衡》宗旨中所说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卢冀野传承吴梅曲学,成就最大;“以纯熟的技巧择适宜的体裁,装进丰富的材料,造成活泼的意境”,他的新诗创作又独树一帜。

1938年10月10日、19日、21日下午7时,卢冀野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民国以来我民族诗歌》,演讲收录入《民族诗歌论集》,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出版发行。他说“与新体白话诗相反对的主张,以‘学衡派’为代表。胡步曾先生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文学之标准》《评〈尝试集〉》《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几篇论文皆抨击胡适而击中要害。……力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者是吴雨僧先生。”他最后明确提出:“我们现有的意识与材料和前人都不尽同。只要能以纯熟的技巧择适宜的体裁,装进丰富的材料,造成活泼的意境,自然成其为我们中华民国的诗歌。……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反映到诗歌之中……所以先要舍弃以往诗人晦涩、居奇、鄙陋、享受诸旧习。发挥诗的力量,给他成为全民族的歌声!”这充分体现了卢冀野超越新旧之争,融合外来与本土,进而将材料、技巧、体裁、意境合理会通,行至于文字的诗学观。

>节选自《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注释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