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8月出口同比增速降至4.4%，为6个月最低，对美出口暴跌33%。尽管对东盟、欧盟出口显著增长，但美国转运关税新政及贸易逆差可持续性都将导致这种出口市场的转移策略面临严峻挑战。中长期而言，我们需通过提振内需、产能全球化布局及平衡贸易关系重构出口韧性。
一、8月份出口增长创下六个月来的最低，贸易顺差增幅创下11个月以来新低。
虽然中美最终的贸易协议还有两个月谈判的时间，结合目前的局势可以说是悬而未决。但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协议和关税，已经给我们打了样，利用关税来消解中国出口商品低价竞争力，同样也利用关税来围堵中国商品通过东南亚、北美、南美、新加坡等地转出口美国的“栈道”。可以说，特朗普利用关税工具构建世界贸易新秩序的目的基本达成，中国出口正在面临逐渐翻新的出口壁垒。
7月15日，我在《6月出口略回暖乃8月前继续抢出口所致，对东盟等出口激增难持续》一文中曾预估说，6月份出口略回暖，7月份出口将继续回暖，8月份开始出口将显著掉速。
9月8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印证了我两个月前的判断。8月份中国商品出口32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不仅比7月份的增幅7.2%回落了2.8个百分点，也低于市场预期增幅5%的，还创下六个月来的最低增幅。1 月至 2 月出口同比仅增长 2.3%，为前8个月的最低增长幅度。
进口商品2195亿美元，同比增长 1.3%，比上个月的增幅4.1%回落了2.8个百分点，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3.0%的增长幅度。进口虽然在6月份恢复增长后连续第三个月增长，但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企业利润持续下滑，内需提振困难，以及对出口预期信心下滑等原因，进口仍然低迷（中国进口商品中含有大量原油、铁矿等生产原料）。
8月份，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1023亿美元，略高于7月份的982.4亿美元，但远低于6月份的11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创下2024年10月份以来贸易顺差增幅新低。
8月份的贸易数据如何评估非常重要。如果象大多数媒体所说的那样，美国的高关税和贸易政策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大，通过东南亚、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完全可以转移对美国出口的损失。那么，官方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出口转内销，没有必要压缩出口产能；出口企业没有必要通过降价来扩大外销市场，没有必要将更多的产能转移到出口市场。
如果我们将更多的数据综合起来分析，观察众多数据中的发展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商品出口，并没有那些“乐天派”口中的所谓韧性。
二、如果剔除季节系数，8月份的出口和进口，环比都在下降。
同比的增减幅度包含了12个月的变化因素，因此，经济学分析一般用更灵敏的环比来观察变化趋势。
8月份，我国包含季节因素的商品出口与7月持平，但进口环比下降1.8%。如果我们计算前五年的季节系数，便会发现，前五年8月份出口平均比7月份环比增长1.9%，进口环比增长2.5%。因此，剔除季节性因素，8月份的出口环比下降了1.9%，进口环比下降了4.2%。
确认8月份商品出口和进口均出现环比下降，同比增幅显著回落，这便是最基本的商品进出口变化趋势。从环比与同比数据来看，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 “8月份的进出口数字仍然不错，出口的韧性肯定比预期的要强”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三、4月份以来我们出口能够增长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对东盟、欧盟等市场的转移上，但这种转移显然难以持续。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8月份暴跌33%至316亿美元。但对欧盟、东盟和非洲的出口分别飙升10.4%、22.5%和近 26%至516.9亿美元、571.2亿美元和186亿美元。
今年1月至8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5%至2829.55亿美元，同期，其对欧盟、东盟、非洲的出口分别激增 7.7%、14.6%、24.6%至3690.41亿美元、4340.65亿美元、1407.99亿美元。
但我们切不可认为美国市场的缩减向非美市场的转移是理所当然的、高枕无忧地。因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告诉我们，这一替代难以持续。
1，不管是东盟还是欧盟，非洲或是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进口市场能与美国市场相提并论。
即使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美国仍然是中国在单一国家基础上最大的贸易伙伴。截至8月，今年美国市场吸收了283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人研究所的数据，中美于8月11日同意将关税休战再延长90天，锁定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约55%的关税和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30%的关税。
但双边谈判似乎难以取得突破，中国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8月底访问华盛顿，但进展甚微。中国对美国出口自4月以来，已连续5个月负增长，降幅连续2个月扩大，新订单仍未恢复。
由于美国对中国还有至少24%的新增关税悬而未决，一旦两个月后，如果不能取消或继续暂停，届时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将会增加到79%，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幅度至少会扩大15-20个百分点。
2，美国对转运商品额外征收40%的惩罚性关税正在落实的实施细则，将对我们的出口带来20%左右的影响。
7月3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近70个国家/地区征收10%至41%不等的关税，并将对所有被视为通过第三国转运以规避关税的商品额外征收40%的关税。该条款旨在打击利用中转国“洗产地”的贸易行为，覆盖所有贸易伙伴，无国别豁免。转运关税将与中转国的既有关税叠加征收，最终高达50%-60%。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2023年，美国进口商品中，经由第三国转运的中国商品价值占比已从2017年的14%增至22%以上。这种间接贸易流量主要由少数经济体承接，其中墨西哥、越南、欧盟、韩国和加拿大是最大的五个中转枢纽。因此，这些国家很可能将成为美国下一阶段贸易审查和执法行动的重点对象。
此前一些人认为转运关税难以实施的原产地资格的认证标准和本地价值成分计算方法问题，三郎了解到的是美国商务部正在与一些国家沟通、统一该技术标准。目前东盟确认原产地的本地价值成分标准为40%，美国提出的目标为70%。最后的结果折衷计算，本地价值的标准也将提高到55%以上。这对我们转运出口美国必定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8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从上月的5.9%降至1.3%，进口同比增速则从上月的0.7%降至负4.0%；8月越南进出口增速也在下行。这是后期我国各类“转出口”现象可能“退潮”的显著信号。
3，东盟、欧盟等出口市场暂时未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也不可能持续承受越来越高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体现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增长长期快于进口增长，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很显然，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客观评估，没有任何市场可以长期承受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长期快速增长的贸易逆差。当贸易逆差超过一国国际收支其他项目的顺差时，如果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将体现为这一国家外债的增加。众所周知，外债一旦超过GDP的一定比例将会导致债务危机。2011年经济学家Pattillo发现，外债与GDP 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驼峰形的关系，平均债务影响变为负面的门槛大约在出口的160%-170%或GDP的35%-40%。
2025年前8个月，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39.3%至1970亿美元，东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44.7%至1814亿美元，拉丁美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88.8%至361亿美元，非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77.8%至596亿美元。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认为40%-88.8%的贸易逆差年增长率对任何国家或经济体，是一种可以持续的贸易结构。
可以肯定地预估，当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危及某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时，这个国家一定会采取减少、抑制从中国进口，或要求我们增加对其进口来换取出口的贸易措施。
四、只有将贸易平衡当作我们国际贸易的目标，才会拥有稳定的可预期的国际贸易环境。
近期而言，随着中美贸易休战的暂时提振消退，以及美国提高对经由其他国家改道的转运货物的关税实施，我们的商品出口在短期内一定会面临压力。
短期内，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疲软，我们可以通过推动提高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来增加出口韧性。
但从中长期来看，在将快速缩小的美国市场转移到其他市场的过程中，随着我们对其他市场贸易逆差的快速扩大，我们与其他市场潜在的贸易纠纷将很快爆发，这种临时性措施难以持续。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来迅速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激发国内需求，通过快速增长的内需来吸收对美出口的损失。
其次，我们应主动向有增长潜力的出口市场转移我们富裕的产能，像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一样，将产能部署至最终的需求市场，而非集中在本国。这也是丰田的出口小于比亚迪，但丰田的全球产能远超比亚迪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们应主动增加对欧盟、东盟、拉丁美洲、非洲等贸易顺差大国的商品进口，主动将对他国的贸易顺差控制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一措施的前提条件是内需必须跟上。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