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可他的一生，好像一直都在做“选择题”。有些选择，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有些，却成了他一生的心病。
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的：“在我之后，评我之过，易；在我之位，行我之事，难。”
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曾表示，哪怕被软禁半个世纪之久，也不后悔在西安扣下蒋介石。真要说有什么事情最让他后悔，那就是当初杀了杨宇霆了。
杨宇霆早年是正经的秀才出身，后来没走传统仕途，反倒去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在那儿和徐树铮、于珍成了同学。这段留洋经历没白混，他不光学了现代打仗的门道，还摸透了外交上的弯弯绕，这为他后来在奉系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一眼就看中了杨宇霆的本事，直接任命他当督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就这么成了奉系的核心人物。在张作霖手下，杨宇霆的才能彻底显了出来。
1918年，他跟徐树铮合作，把直系政府从日本买的4000万元军火给截了下来，用这批军火给奉军装备了7个混成旅，奉系的实力一下子就上去了。之后他又牵头搞起了东北海军，还办了葫芦岛航警学校，硬生生造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
经济上杨宇霆也有一套。1919年他推行新田赋制度，逼着地主把没开垦的荒地交出来分给农民，这样一来，政府税收多了，老百姓的不满也少了。
他还管着奉天兵工厂，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把兵工厂搞得有声有色，成了当时亚洲数得着的大工厂，一年能造6万支步枪、20万发炮弹，给奉军的装备提供了大保障。
跟日本人打交道时，杨宇霆很务实，不跟日本硬刚，免得闹僵，但也没任人拿捏。他借着修战备公路、引欧美技术这些法子，悄悄削弱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控制。虽说有人骂他这是妥协，但客观上确实给东北争取了发展的时间。
张作霖对杨宇霆那是真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被派去当江苏军务督办，成了奉系在关内的重要力量。
他在江苏整顿官场、扩编军队，可没干多久就跟当地势力闹掰了，被孙传芳打败，只好撤回东北。即便这样，他在奉系内部的地位还是很稳，张作霖甚至公开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今天的奉系”。
那会儿杨宇霆管着军事、外交，还掺和东北的政治决策，被人称作“东北二把手”。权力大了，他的脾气也难免大起来，做事越来越专横。
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27岁的张学良接了班。
可这“少帅”的位子并不好坐：奉系内部老派人物多，谁都不服这个毛头小子；日本人又在旁边虎视眈眈，就等着东北乱起来好趁机下手。这个节骨眼上，杨宇霆的存在，让张学良又依赖又忌惮。
两人的矛盾，从“东北易帜”就开始了。张学良觉得，东北就这么扛着不是办法，只有归顺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才能一起对抗日本人。
可杨宇霆坚决反对，他跟张学良说：“这是老帅拼了一辈子打下来的地盘，凭什么给蒋介石？他蒋介石靠得住吗？咱们把东北攥在自己手里才踏实。”
不光是政见不合，杨宇霆的脾气也让张学良受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是老臣，劳苦功高，平时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军政会议上，只要张学良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他当场就拍桌子反驳，连一点情面都不留。私下里，他还总喊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就连当着外人的面也不收敛。
不光如此，杨宇霆的行事风格更是越来越嚣张。张学良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可想着杨宇霆是父亲的老部下，还是忍了，甚至主动提出把奉天省交给杨宇霆管，想缓和关系。没想到杨宇霆眼皮都没抬：“我跟你爹能共事，跟你可不行。”
更让张学良没面子的是，他夫人于凤至想撮合两家关系，给杨宇霆的三太太送了兰谱，想结为姐妹。三太太一开始答应了，可没过几天，兰谱就被退了回来，还带话：“杨督办说，辈分不一样，受不起。”
这一下，张学良的火气上来了。偏偏这时候，日本人又在旁边煽风点火，到处传杨宇霆想夺权、甚至跟张作霖的死有关的谣言。张学良本来就疑心重，这么一来，更是坐不住了。
不过，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1929年初杨宇霆给父亲办的寿宴。
那天杨宇霆家宾客满座，奉天的军政要员几乎都来了。张学良带着厚礼去祝寿，可到了门口，没人迎接；进了大厅，他站了半天，也没人起身打招呼。可等杨宇霆一进门，全场人都站起来鞠躬，一口一个“督办”，那场面，比张学良这个“少帅”出场还隆重。
张学良没吃饭就走了，回到帅府，他在书房里坐了一夜，桌上放着一枚银元。他跟于凤至说：“我扔三次，要是三次都是正面，就杀；有一次反面，就再等等。”结果，三次扔下去，全是正面。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去帅府，找张学良要批文，想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让常荫槐当督办。张学良说：“这事儿大，先吃饭，晚上再议，你们也留下一起吃吧。”杨宇霆摆了摆手：“不用，我回家吃，饭后再来。”
两人一走，张学良立刻叫来了警务处长高纪毅，让他带人在老虎厅等着。傍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刚走进老虎厅坐下，高纪毅就带着卫士冲了进来，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就把他们控制住了。随着两声枪响，这两位奉系的老臣，倒在了血泊里。
杀了杨宇霆，东北易帜倒是完成了，可张学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给了杨宇霆家人一大笔安家费，还给杨宇霆的长子写信安抚他留学，可却很少再见杨家的人。
后来有人问起杨宇霆，他要么沉默，要么转移话题。直到晚年，他才敢说出心里话：“杀杨宇霆，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