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延安城外冷风钻人——’同志，我得把信亲手交给首长！’稚嫩却坚决的嗓音把路旁枯草都震得直摇。” 守门的小战士愣了愣，他和来者年纪相仿，怎信得过眼前的瘦小男孩？争执声引来刚散步归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打量这孩子：“你真上过长征？谁能作证？”男孩毫不犹豫：“贺龙。”毛泽东笑着摆手，门哨立即打开，“行了，小家伙，我信。”短短数语，勾起一段波澜壮阔的童年长征史。
时间拨回1933年4月12日凌晨，湘西山谷寒雾未散，枪声划破寂静。向轩才七岁，亲眼看见姨妈贺英在突围中中弹倒地。临终前，贺英塞给他一小布袋，两只金戒、几枚银元和一支驳壳枪，那是全部家当，也是求生信物。“去找红军，去找大舅！”话音未落，贺英永远闭上了眼。向轩拖着枪，沿山路狂奔，腿被荆棘划开，却不敢停；对他来说，前方只有一条路——找到贺龙，替亲人报仇。
饥饿、疲惫、恐惧轮番袭来。天黑后他跌进密林，被搜索的火把惊得浑身发抖。次日拂晓，向轩遇到熟识的老红军廖汉生，终于倒在对方怀里。醒来时，帐篷里飘着药草味，一双粗犷大手把他抱起——那是贺龙。外甥哭着复述贺英牺牲经过，营地里的篝火噼啪作响，谁也没说话。贺龙深吸一口旱烟，声音低沉却坚定：“大姐走了，我们更要打到底。”七岁的向轩抹干眼泪，端起驳壳枪：“横竖活一口气，就跟着红军。”
自此，队伍里多了一位“红小鬼”。向轩个头不到枪长，配发的是木质练习枪，可他把它当真枪擦拭。儿童班每日操练队列，推木炮，哨声此起彼伏。谁哭闹，他第一个去扶；谁偷懒，他第一个指着鼻子劝。短短几个月，他从最小的新兵变成通信班副班长，负责送情报、站夜岗。连里规定十岁以下三人一岗，他常让另两名伙伴去睡，独自握枪靠树站到天亮。
1935年9月，红二、六军团突围转战，向西北进发。向轩踏上真正的长征。翻越夹金山那天，雾大得看不见队伍头尾，雪齐膝，冻得脚趾失去知觉。首长给了他和另两位童子兵一匹马轮换，他却把缰绳递给体弱的伙伴，自己趟雪跟队。有人劝他骑会儿，他憨笑：“我小，摔了有人扶；老同志摔了没得换。”走出雪线，脚掌皮肉分离，仍咬牙没掉队。
草地更险。野菜难辨，饥饿逼人，成片战士倒下。一次送信路过红六师驻地，他目睹五十余人误食毒草牺牲，心里像被刀剜。回通信班后，他主动要求加入“野菜试吃组”，先嚼后咽，确认无毒再让炊事班采集。这个大胆举动后来被推广到全师，有效避免悲剧重演。很多老兵回忆起草地时说：“那年要不是小向掰草根，我们真撑不到北上。”
孩子终归是孩子，调皮时也闯过祸。穿越川西高原，他饿得前胸贴后背，顺手刨了老乡几颗洋芋烤着吃，还揣了几个想孝敬贺龙。结果被一眼识破。贺龙当众训斥：“红军是替穷人打天下，不是掏穷人锅里的粮！”随后拎着外甥挨家赔礼。晚上他让向轩立正三小时，自个儿站在旁边陪着。向轩哭得抽噎，贺龙拍拍他脑袋：“记住，纪律比命重要。”那一夜，冷月如水，军营却多了份难得的温暖。
1936年10月，二、六军团同陕北红军会师。贺龙觉得外甥该读书，便将他送到延安抗大附小，嘱咐：“现在打天下，要枪；将来管天下，要学问。”于是才有了开篇那幕。向轩在延安练文化，白天上课，夜晚给组织跑腿，偶尔碰到毛泽东，老人家总爱逗他：“小家伙，字写得比枪法准没？”他咧嘴笑，不吭声。
1941年夏，学成归队。抗日烽火正急，他任一二〇师司令部通讯员，枪管常烧得烫手。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工兵连连长，多次炸碉堡、排雷，身上留下二十多块弹片，其中两片至今未取。据档案记载，他参战负伤次数超过二十，一只眼差点被炸盲。贺炳炎惭愧地向贺龙致歉，贺龙只说：“别人的孩子能流血，我贺龙的孩子也不能退。”
1949年，北京城礼炮隆隆。总政审核军龄时，把向轩的起算点定在1933年5月，他举枪护母那天。由此，他成为官方确认的“最小红军战士”。1955年首次授衔，他被授予中校，1960年晋升上校。行政16级，说高不高，说低不低。1979年，廖汉生到成都视察，问起待遇皱眉：“太低了吧？”向轩笑着摆手：“够用就行，我这样的老兵多得很，不能都挤到前头。”一句轻描淡写，透出老红军的胸襟。
1982年冬，向轩离休。那年他56岁，弹片还在体内作痛。有人劝他做手术，他摇头：“不碍事，留着提醒我。”成都的春天花开极早，老人常坐在院里晒太阳，袖口仍卷得高高的，仿佛随时准备抢过木枪再操练一回。朋友探望，他爱讲两句话：“革命的骡子驮大了我，革命的乳汁养育了我。”短短十四字，把一生交代得明明白白。
如今，向轩已过九十六，记忆有时模糊，却从不忘1936年延安城外毛泽东的那声笑：“原来是贺胡子家的人啊，我信。”那是长征少年获得的最高褒奖，也是一枚永不褪色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