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0岁的孙新世做出一个令外界瞩目的决定：她将与姐姐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共同生活。
这位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在经历丈夫李宗昌去世八年后，选择与65岁的姐夫金山结为伴侣。消息传出，许多人不解这位北大俄语教授的选择。
她曾是烈士的女儿，是总理的“干女儿”，缘何最后会选择与姐夫携手一生？这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故事？
孙新世出生于1926年冬天，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她才几个月大，父亲孙炳文已经牺牲。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要员的他，因被出卖于上海龙华殉难，年仅42岁。临刑前，他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穿透了层层铁窗。
母亲任锐，是河南新蔡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早在1910年，她就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随身携带炸弹。
她与孙炳文在1913年结为夫妻，育有五个孩子。丈夫牺牲后，她未曾倒下，而是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
战乱年代，没有温情的安稳可言。孙新世很小便被父亲挚友黄志烜夫妇收养，在广州改名黄粤生。她对自己真正的身世一无所知，一直到十三岁，才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孙新世”这个名字的来历。
1949年夏，孙新世决定踏上北上的列车。她从成都出发，途经重庆、香港、广州，辗转半月，抵达北平，寻找自己真正的母亲。
可命运再次捉弄她。任锐已于三个月前去世，临终时仍惦念着“那个还没找到的女儿”。
在北京，她被周恩来与邓颖超接纳。她喊周恩来为“总理爸爸”，称邓颖超为“小超妈妈”。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她不是孙维世那样的“红色公主”，她只是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女孩，在陌生城市里，寻找一份归属。
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后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深造。1953年，她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归国后，她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于1957年与李宗昌结婚。
李宗昌是同事也是知己。他们的婚姻虽不张扬，却充满理解与扶持。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虽清贫，却温暖。然而，命运的重锤再次砸来。
1968年，李宗昌被指为“苏修特务”，遭受严重迫害，含冤离世。孙新世在悲痛中几乎崩溃，她曾在会上忍不住说了一句话：“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敌人的人，他就是敌人。”这句话差点将她送上审判席。幸得军代表出于同情，将相关材料压下，她才得以幸存。
她不仅要抚养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接过了兄长孙泱留下的三个孤儿。五个孩子，五张嘴，一份工资。
她省吃俭用，冬天把自己旧毛衣拆了，给孩子们织手套。她每年坚持给远在江西的公婆寄衣寄钱，哪怕自己囊中羞涩。
就在生活最沉重的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在她生命中。
金山，原名赵默，出生于1911年。他是她姐夫，孙维世的丈夫。曾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曾是我党地下党员，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代宗师。他与孙维世的相识，始于1935年剧社课堂，那年孙维世只有十四岁。
1950年，孙维世与金山结婚，邓颖超亲自为他们主婚。婚后，他们组成了文化界令人艳羡的一对夫妻，收养一女，生活看似圆满。
可在1951年，金山赴朝鲜工作，与翻译传出绯闻，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之后虽复出，但命运已悄然转弯。
1968年，孙维世被指控叛党，遭遇惨烈迫害。她的死讯多年后才被公开。金山被关押至1975年，释放时已是白发苍苍。
出狱后的金山几近无依。他回到北京，没有剧组接纳，没有舞台可站。孙新世是唯一向他伸出援手的人。她让他住进自己家里，给他端水做饭，陪他慢慢恢复精神。
他们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只是相濡以沫的温情。1976年，他们登记结婚。外界议论纷纷，有人不解，有人非议。可他们不再在意。他们知道，彼此都已经失去了太多。
晚年的金山重新复出，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他把余生献给了教育，把自己最后的热情留在了讲台上。1982年，他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1岁。
送别金山那天，北京细雨绵绵。孙新世没有哭，只是默默把骨灰盒抱在怀中。她说，命运对她太苛刻，但她没有退缩。她失去了父亲、母亲、姐姐、两任丈夫，却从未在命运前低头。
她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供他们读完大学。八十年代，孩子们陆续移居美国，劝她去国外养老。她摇头，说自己要守着这片土地。她说，这里埋着她父亲的忠骨，也埋着她母亲的青春。
2016年，她将俄国画家费德罗夫创作的油画《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捐赠给纪念馆。她说，这是她能为姐姐、为总理爸爸、为小超妈妈做的最后一件事。
99岁的她，依然生活在北京。她不愿回忆过去，但她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沉默的历史。
她的故事告诉人们，有些人一生都在失去，却始终未失去坚强。她是革命烈士的女儿，是共和国的见证者，是苦难年代的女性符号。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