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
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
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
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不少人曾不解地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还拒绝出任武汉市市长？不然，你现在少说也是个大官，地位、物质条件肯定比现在好得多。” 在有些人看来，这确实不可思议 —— 他们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
其实这没什么难懂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尽管人性中有种迷恋权势的倾向，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流传 “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
在一些高官眼中，他们是主，群众是民，能搞特权、耍威风，可在上级面前，又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 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不愿做官。
当然，多次婉拒要职安排，对我而言是种放弃，或许失去了本可得到的东西，但我并不后悔。我一生中还有过很多放弃，比如放弃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
对此，有人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响应什么‘反修’号召。如果像别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肯定能以优异成绩获副博士学位，凭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或许还能评上中科院院士，名利双收。”
但我认为，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要扮演某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阴差阳错。无论担任何种角色，只要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便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追求还是放弃，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有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我很欣赏这句话，也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 “性本善” 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我而言，不存在 “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 “有一个私敌”。但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中两种观念的冲突不可避免。于是，那些抱着极 “左” 路线不放的少数人，妒忌我，看我不顺眼，将我当作 “敌人”，总想除之而后快。
我突然被免职及之后遭受的打击，便是他们这种思想的体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一人，在整倒我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痛快，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还是这个人，利用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说没路费可到他那里报销。
这个教师本是我的学生，原在外省一所普通大学任教，工作十多年没评上讲师，觉得受压，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做法过分，出于保护学生，将他和本无对口工作的妻子一同调入武大，很快解决他的讲师职称，还亲自为他的书作序。但他不满足，又要求评副教授，我未同意，他便反目成仇，投靠搞 “左” 倾的人，成了反刘急先锋。
然而，他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后遭人不齿，在学校待不下去，要求调走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意见。我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文章，你缺的是品德修养。作为老师，我不忘传道，听不听在你。” 我赠他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 并解释这是我的信条：靠整人上位的胜利可耻，因说真话或改革受挫虽败犹荣；是非有客观标准，不由人好恶决定；亲疏应基于正确价值观，否则与动物无异。
类似情况在我经历中不胜枚举：有人受我培养成才却忘恩负义，有人受我器重擢升却背弃我，有人因我保护摆脱困境却写书诽谤我。
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我认为，爱是奉献，以不求回报为前提，若求索取，便是将爱心当作商品，亵渎了伟大的爱。因此，我为任何人做的事，都是自觉自愿、无怨无悔的。
1988 年 7 月中旬，学生田安邀我去通山县九宫山避暑，我正想借此机会写书，便答应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 15 年里，没休过寒暑假，没游览过名山大川，连校工会组织的庐山夏游也没参加。被免职后，我才真切体会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 “无官一身轻” 的滋味！
一天，我带一箱图书文献独自上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避暑胜地过暑假，费用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差，路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厉害，沿崎岖山路到午后 1 时才到海拔 1500 多米的九宫山天池，住进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
8 月 5 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让我惊愕。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 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去北京。我说你出差了，不知在哪。我说你已免职，没什么好谈的。可昨天他们又来电，说李铁映要找你谈话，挺急的。商量下，去还是不去？”
我被免校长已 6 个多月，事前事后没任何领导人找我谈话，为何现在找我？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免我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引起校内外强烈反响，教育部被动，请李铁映约我谈话安抚；二是可能重新安排工作，因我免职后教育部多次放风声。我们觉得免职与李铁映无关，从组织原则和礼貌说都该去。于是我和高伟 8 月 8 日乘火车到北京。
9 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主要负责人见面，得知实际一把手参加，我提出不愿见他，因免我职是他一手包办，还借机发泄对我改革的不满。双方僵持，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打电话，说那位负责人诚恳，专程从北戴河赶回，希望我消除误会当面说清。我们没再坚持，算是顾全大局。
谈话场面尴尬，没人愿先开口。那位一把手先开口：“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误会。其实我们肯定武大改革，也肯定你的工作……” 我插话：“不是误会，你对武大改革成见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也出优秀人才’吗？这怎么是肯定？既肯定我工作，为何不明不白免我职？校长可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 1986 年 12 月 15 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学术会上作《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报告，会后你派人搜集录音带，用意何在？这极不光明，报告已发表，还用搜集？这是违法行为，践踏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我不是针对你。听说武大一教授会上很激动，说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是对我有意见，想听听录音检查工作。”
“不，绝对冲我来的，后来的事实都能说明。我认为改革中有不同意见正常，但不能用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无果，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我们到北戴河，住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约定，8 月 10 日上午见李铁映。那是栋两层别墅，藏在参天松柏中，四周是绿茵草地和盛开鲜花。教委人事司负责人陪我，穿过层层守卫到接待大厅。谈话就我和李铁映，他的秘书和人事司负责人没参加。
我们初次见面，寒暄几句。他先开口：“这次请你来是私下谈心，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教育改革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也想谈谈你的工作安排。”
我实话实说：
首先，介绍武汉大学 8 年教学改革。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大，围绕教学制度改革，创建 6 种新教学与管理制度，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大幅提高，毕业生受社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欢迎。还改革科研、人事、后勤体制，学校欣欣向荣，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丰收，武大被誉为 “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谈全国教育改革形势。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没落实，教育经费没增，绝对值比例还降了。教学领域改革没列入国家教委日程，旧教育观念、制度、内容和方法仍占统治地位。
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