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人皆知韩国在文化归属问题上表现得异常执着，仿佛在他们认知中，整个文明体系皆源自大韩民族，甚至多次将争议性申遗项目提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然而即便在这种普遍情绪高涨的氛围中，仍不乏理性学者的存在，金在吉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凭借数十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朝鲜半岛古代历史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是中华文明交响乐中的一部分。这一观点犹如投入湖心的巨石，在韩国学术界激起滔天波澜。
金在吉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作为韩国本土学者，为何他会站出来为中国历史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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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将韩国历史文化结构彻底解剖
金在吉的研究起点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认知切入，但他并非试图压缩这段历史，而是主张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万年以前。他引用苏联学者的观点，指出文明的标志不应仅限于文字，而应以定居农业与专业手工业的出现为起点——当社会中出现一批无需耕作、专靠技艺维生的人群，便标志着文明的诞生。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亲自前往中国河南贾湖遗址，观察九千年前的骨笛制作工艺，随后又深入仰韶文化遗址，研究陶器上残留的稻壳痕迹。最令他震撼的是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杯，其壁厚仅有0.2毫米，精妙工艺绝非普通部落所能企及，背后必然存在高度专业化分工。
公元前八千年，当中国长江流域居民已开始种植水稻时，世界其他地区仍处于采集狩猎阶段。金在吉将这一时间线公之于众，无疑在韩国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直接动摇了“古朝鲜文明领先”的民族自豪感。
若说史前文明尚属遥远，那金在吉接下来的研究则直击韩国人最引以为豪的生活细节。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韩国传统服饰中宽大袖口、右侧开襟、腰间束带等设计，与《周礼》中记载的周代服饰几乎如出一辙，而麻纻织造技术也可追溯至汉代。
韩服所推崇的青赤黄白黑五色体系源自中国五行思想，被视为“韩国文化象征”的泡菜，也能在唐代《酉阳杂俎》中找到原型。
韩国将端午节申遗，并以荡秋千、佩戴艾草环、食用车轮饼作为节日特色，但金在吉翻出中国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发现其中记载的端午习俗与韩国版本几乎完全一致。
这些日常中的文化印记如同一根根难以拔除的刺，深深扎进“文化独立”的论述中，当衣食住行皆充满中华元素，民族独立的边界又该如何界定？
这些文化“漏洞”真的无人察觉吗？
金在吉最具争议性的观点直指朝鲜首都平壤。他坚持认为，汉武帝设立的乐浪郡并非文化影响区域，而是汉朝直接管辖的正式行政单位。
公元前108年，汉朝灭亡卫氏朝鲜后，在平壤设立乐浪等四郡。史书记载，乐浪郡下辖二十五县，设有完整的县令、县丞体系，配有军队与驿站，太守每年还需回长安述职，这显然已超越“文化影响”范畴，实为行政统一管理。
考古实物成为他最有力的证据。1931年平壤出土一枚“乐浪太守”铜印，其形制、尺寸与篆书风格皆与中原官印无异。更关键的是汉武帝曾孙墓志铭上的记载，显示其曾担任会稽、南阳、乐浪三郡太守，最终逝世于平壤并安葬于此。
金在吉还展示了一组平壤大同江畔大型四合院遗址的照片，其青石柱础、完整排水系统以及刻有汉宣帝年号“始元四年制”的砖块，均符合汉代官衙建筑标准。试问，哪有殖民地会如此精确地复制宗主国的办公建筑？
当教科书用“汉文化影响”来模糊这段历史时，金在吉认为这并非严谨学术态度，而是一种对真相的回避。
在完成这一系列论证后，他最终将目光投向韩国民族起源神话——檀君。韩国历史自公元前2333年檀君建国起算，比中国夏朝早五百年。对此，金在吉只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证据何在？
他列举中国牛河梁女神庙、三星堆青铜面具等公元前数千年的文明遗迹，并质问：朝鲜半岛至今未发现任何公元前四世纪前的文字或国家级遗址，又如何支撑一个比夏朝更早的“帝国”？
作为资深考古学者，金在吉对此类问题态度坚决：将神话视为信史，是对历史研究的亵渎。
即便是被视为民族骄傲的高句丽，他也提出了不同见解。他翻阅《后汉书》与《三国志》，指出高句丽初期仅为汉朝玄菟郡下属县，其首领虽称“王”，实则地位与郡守相当，需定期向洛阳朝贡。
平壤附近高句丽古墓壁画中，墓主身着汉朝官服，墓志铭使用汉字书写官职等级，完全符合东汉制度。
可想而知，在韩国当前社会氛围下，秉持此类观点的金在吉遭受了多大的舆论压力。
历史终将被铭记
金在吉的言论使他成为众矢之的，新闻头条称其“将韩国人变成中国人”，有学生在校门口高呼“还我民族史”，他的著作被下架、课程被取消、出版渠道被封锁，本人被调至资料室任职，几乎被学术界边缘化。
然而，在他冷清的办公室墙上，至今仍挂着三张照片：乐浪太守印、始元四年汉砖、刘茂墓志铭。在金在吉心中，他始终在为历史真相而书写，而非为民族情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