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15日，北京北郊，午后三点——‘萧部长，我带来了伯伯的几句话。’”彭起超推门而入，一句话把院子里的初夏气息顿时压低。萧克放下茶杯，眼神定在那张年轻却憔悴的脸上，没有出声，等他继续。
彭起超深吸一口气：“伯伯说，一九五八年的事，让你们吃了苦，他一直记挂着。”声音不高，却像石子落水，层层荡开。萧克微微仰头，目光掠过屋檐，胸腔里似有一股闷雷被骤然敲响。
那一年，彭德怀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农垦部，萧克只是默默捻灭一支半截香烟，没多话。两人从战火岁月一路走来，缘分深得像枪膛里的膛线，却也因此，误会扎得更紧。
把时针拨回二十五年前。1949年冬，衡宝战役余烟未散，萧克刚在湘南收拢队伍，黄克诚骑马找到他，开门见山：“老萧，中央要你去总参，选项两个，英国使馆武官或新设军训部，自己掂量。”萧克没多犹豫，“我还是留下，军训更合胃口。”一句话定了后半生轨迹。
进京报到时，徐向前尚在疗养，聂荣臻临时撑着总长的担子。偌大的军训部，名义上是正兵团级，实际上空无一物。文件柜、图纸、乃至一支铅笔，都得他亲自去总后勤处领。朋友打趣，说他是“光杆部长”。他笑笑：“光杆也得长肉。”
五个月内，他拉起十来个人的小班底，硬啃三块骨头：条令、训练计划、陆军大学。1951年2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试行，全军第一次有了统一动作的“说明书”。毛泽东批语干脆：“打江山靠游击，守江山得正规。”
条令推开后，另一个短板突兀地暴露——文化。苏联的枪炮车船摆在仓库里，却没有足够的人能看懂说明书。他提出“向文化大进军”，先把识字班搬到连队，再把物理、化学老师请进军营。有人摇头：“教步枪兵算三角？浪费。”三个月后，这批士兵能自行标定迫击炮射表，不少老大尉才恍然。
1951年初，萧克又戴上“陆军大学筹委会主任”帽子。东拼西凑的教员里，既有抗大旧部，也有刚从莫斯科伏龙芝进修回国的留学生。校门还没刷漆，黑板上已写下第一堂课题目：《共同的战例，不同的借鉴》。1953年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挂牌，他站在礼堂门口，忍不住长叹，“这下，总算有了自己的‘总校’。”
问题也随之而来。向苏联学，到底学多少？1956年夏，中央转发《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件，要求“有分析，有批判”。军内随之出现两股声音：一种认定机械搬运是难免偏差，毕竟太缺；另一种则认为教条已成主要倾向，结构性问题。
1957年初，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带队到南京军事学院查教学，结论犀利：“教条严重，战法与国情脱节。”报告一出，上上下下哗然。萧克拿到正式文本，眉头紧锁，连夜写了七千字意见书，递到彭德怀案头。回信只有一句：“你的担心可以讨论。”这一“讨论”却在次年急转直下。
风口浪尖上，萧克被调离训练口，去农垦部任副部长。有人说他从此离开枪炮，他却半开玩笑：“改种水稻，总比闲着强。”实际心里明白，这一刀是误读，更是时代漩涡。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自身也深陷泥潭。软禁期间，他悄悄托侄儿彭起超记下几句话：“我对萧克等人，有负。”然而，官方渠道被层层封锁，话始终传不出去。十余年后，身体被病痛啃噬殆尽的元帅终于走完路程，遗愿才得以落地。
1974年的那个午后，两位老人并未多谈政治。萧克只是摆摆手：“你伯伯的心意，我领了。军人讲的是共同目标，不是私怨。”说罢，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发黄笔记本，扉页写着四行字：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那是1950年毛泽东批语抄录。
19年后，党中央决定为彭德怀彻底平反，征求老同志意见。萧克签名最快，理由一句话：“事情要以事实为绳。”有人对他当年的遭遇抱不平，他摆手：“对错归对错，道义归道义。”
2008年深秋，萧克在301医院病房合上双眼，翻过一百零二个年头。他的行囊里，仍放着那本笔记本。有护士悄悄翻开，只见扉页多了一行小字：1958年——谨记。风过纸页，墨迹尚新，像一枚旧时代留下的火漆印，提醒后来者：制度可以修订，坦荡必须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