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的重大交易，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国际航运市场与地缘政治领域的连锁反应。
这项涉及228亿美元、覆盖23个国家港口资产的商业行为，因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战略港口的控制权转让，迅速超出普通商业交易的范畴，演变为牵动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事件。
7月18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针对《华尔街日报》相关报道的回应，既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审查的商业原则立场，也折射出对关键基础设施交易潜在风险的深层考量。
这场交易的争议核心在于巴拿马运河的特殊战略价值。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全球6%的海运贸易需经此咽喉要道，其港口控制权直接关乎国际物流命脉。
长江和记拟出售的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分别位于运河两端，构成完整的物流控制节点。历史数据显示，这两个港口年处理集装箱量超过500万标箱，掌握着中国对美贸易30%以上货流的经停数据。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宣称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而贝莱德集团CEO芬克与特朗普政府的密切关系，更让此次交易蒙上政治色彩。这种背景下，中国航运龙头企业中远集团未能参与交易的消息，自然引发对供应链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担忧。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审查立场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申报标准的，应当事先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虽交易双方注册地均在境外，但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
贝莱德财团收购后将控制全球10.4%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可能形成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更关键的是，《国家安全法》第五十九条赋予监管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权限。港口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其数据系统可能涉及船舶动态、货物清单等敏感信息，这构成审查的另一个法律支点。
外交部表态中的"经济胁迫"表述，实则暗指交易背后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近年来通过《港口安全法》加强对外国投资审查，2024年更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中国企业对美港口的收购。此次贝莱德收购案若成功，将使美国资本首次掌控巴拿马运河核心港口，形成与其"印太战略"港口布局的联动效应。
值得玩味的是，交易宣布次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即访问巴拿马施压政府批准交易，这种政治与资本的"配合战"印证了中方对"经济霸凌"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香港《大公报》尖锐指出，当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资收购时，香港企业却将战略资产售予美方，这种双重标准值得警惕。
从企业经营角度看，长和集团的商业逻辑有其合理性。港口业务仅占集团总收入9.6%，出售可获190亿美元现金用于降低负债，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但问题在于，当商业决策涉及战略资产时，企业需承担超出财务报表的社会责任。
比较2016年丹麦马士基出售石油业务时优先考虑国家能源安全，以及日本软银出售ARM时配合政府审查的案例，长和"纯商业考量"的解释显得单薄。尤为争议的是，长和曾试图将巴拿马港口与其他41个港口拆分交易以规避审查，这种操作被监管部门识破后，反而强化了对其交易透明度的质疑。
事件的发酵过程折射出全球化退潮下的新商业伦理。港澳办转载《大公报》题为《莫天真，勿糊涂》的评论文章，强调"伟大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这种罕见的官方表态传递出明确政策信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随后表态称此事"值得重视"，而长和股价应声下跌6.7%，市场用脚投票显示出资本对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
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体现了"依法治理"与"底线思维"的平衡。一方面，外交部反复强调"不掌握具体情况"，将问题导向市场监管总局的专业审查，避免直接政治化干预；另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法》审查程序，为可能的风险防范争取时间与空间。
这种处理方式既维护了香港高度自治的商业环境，又守住了国家安全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审查聚焦"市场公平竞争"而非直接否决交易，这种专业化的表述为后续可能的谈判留有余地，比如要求贝莱德财团引入中远集团作为共同投资者等妥协方案。
从更宏观视角看，此事件标志着全球基础设施竞争进入新阶段。过去十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关键节点，而美国则通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PGII）加强港口布局。
港口作为数据与物流的超级节点，其控制权直接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当数字孪生技术使港口运营数据能预测全球供应链波动时，这类资产的战略价值已远超其账面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何简单商业交易会引发如此广泛关注——在数字经济时代，谁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谁就掌握了定义全球化规则的密码。
事件对香港商界的启示尤为深刻。传统"在商言商"的思维正让位于"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长和案例表明，涉及战略资产的交易必须进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这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修课。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指出，新加坡淡马锡等主权基金在海外投资时，会主动聘请政治风险咨询机构评估项目敏感性，这种专业做法值得香港企业借鉴。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建立与国家战略的对话机制，在重大决策前充分理解政策导向，避免陷入"商业—政治"的认知鸿沟。
未来局势发展可能存在三种路径：一是交易通过附加条件获批，如要求设立数据防火墙或保留中方优先使用权；二是交易被直接否决，引发国际商事仲裁；三是长和主动调整交易结构，引入平衡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无论哪种结果，此事件都已创造重要先例——在全球力量重组时代，关键基础设施交易将永远无法回归"纯商业"的原始状态。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强调的，反对经济胁迫既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道义立场，也是捍卫发展权的必然选择。
当巴拿马运河的潮水拍打码头时，它承载的已不仅是往来货轮，更是大国竞争的波涛与全球治理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