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的《一心诗话：何为诗歌？何为诗心？》以近乎暴烈的批评姿态，在当代诗坛投下一枚思想炸弹。这篇长达万言的诗歌宣言，既是对"伪诗"现象的全面清算，也是对诗歌本质的深度叩问。当大多数诗评还在学术套话中打转时，易白选择用手术刀般的语言解剖当代诗歌的病灶，其批判力度与理论勇气在当下批评语境中实属罕见。
文章最震撼人心的特质是其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易白将大量当代诗歌直斥为"丧尸"般的"伪诗作"，并尖锐指出六大特征：意识模糊、令人费解、脱离现实、盲目无知、形神皆失、麻木不仁。这种诊断式的批评不仅需要理论底气，更需要道德勇气——在一个普遍奉行"文人相轻"潜规则的诗坛，如此直指病灶的批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反抗姿态。尤其当作者断言"伪诗作如丧尸，没有三魂七魄"时，展现的不仅是美学判断，更是对诗歌精神性的强烈捍卫。
易白构建的诗学体系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诗心"与"伪心"、"诗性"与"兽性"、"十有诗"与"丧尸诗"。这种非黑即白的分类法虽显简单，却有效揭示了当代诗歌创作中的核心矛盾。他将诗歌比作人的身体，强调"诗骨"、"诗脉"、"诗五官"的有机统一，这种身体诗学隐喻实际上是对碎片化、空心化写作的强力反驳。当他说"诗没有了诗心，就如行尸走肉"时，恢复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批评维度。
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诗心"概念。易白将诗心提升到存在论高度："诗心亦是人心，人心亦是国心"。这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将个人创作与国家情怀、人类命运紧密联结，打破了当代诗歌沉溺于小我的局限。他对"诗济天下"理想的呼唤，既承续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诗教传统，又融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种诗学观念的建构，在解构之后完成了更具建设性的理论重构。
易白的批评方法论值得关注。他采用"临床诊断"式的分析路径：症状描述（伪诗现象）-病因分析（心性不正）-治疗方案（修心正志）-预后判断（诗济天下）。这种医学话语的移植，使文学批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介入力量。他将诗歌比作需要"五脏六腑"健全的身体，将创作过程视为"修炼"，将批评行为比作"把脉"，构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生命话语体系。
文章的语言风格形成强烈反差：理论阐述时的严谨缜密与价值判断时的锋芒毕露。如"伪诗人的贪嗔痴与假丑恶"这样的标题，几乎带有论战檄文的特质。这种不回避价值判断的批评文风，在当代学术批评日益技术化的背景下，反而恢复了文学批评应有的激情与温度。当易白痛斥"那些塞满'欲'的文字意淫，终究不是灵性的诗行"时，展现的正是批评家最珍贵的品质——对文学神圣性的坚守。
《一心诗话》的局限同样明显。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能导致对诗歌多元性的忽视；对"可读性"的过度强调可能压抑实验性探索；道德评判的强势介入可能压缩审美判断的空间。文章将大量当代诗歌简单归为"伪诗"的粗暴分类，也反映出批评标准单一化的问题。这种"非正即邪"的评判框架，难以容纳诗歌创作的复杂光谱。
在当代诗歌批评普遍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沦为学术黑话的堆砌，要么降格为人情往来的吹捧——的语境中，易白的《一心诗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将专业判断与公共关怀结合、将美学分析与道德考量统一、将传统文论与现代意识融通的批评范式。尽管其观点或有偏激之处，方法论或有简化之嫌，但这种敢于说真话、勇于立标准的批评精神，恰恰是当代诗坛最稀缺的品质。
这篇文章最终超越了一般性的诗学讨论，成为对文艺创作伦理的深刻反思。当易白强调诗人应"忠于自己的祖国"，创作要"关心人民、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时，他恢复的不仅是诗歌的社会功能，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在这个意义上，《一心诗话》已经不仅是一篇诗评，更是一份文化宣言，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歌永远与大地相连，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