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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加沙冲突中成为欧洲反对以色列的“急先锋”，其立场升级并非偶然，而是由外交传统、人道危机激化、战略外交目标和历史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一
回顾历史
说到瑞典和以色列，就不得不说1948年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遇刺案。贝纳多特是瑞典王室成员（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孙子），二战期间，贝纳多特作为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主导“白色巴士”行动，从纳粹集中营救出约31000名囚犯（含至少6,000名犹太人），此举被视为对犹太人的重大恩情，他也因此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誉。
1948年5月，贝纳多特被联合国任命为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专员，主导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谈判。他促成两次停火协议，为以色列争取到关键喘息时间，使其得以重整军备。
同年9月16日，贝纳多特向联合国提交解决方案，主张 “耶路撒冷国际共管” 和 “阿拉伯难民回归权” ，被以色列视为威胁领土主权。
1948年9月17日，犹太复国主义极端组织“莱希”（Lehi）在耶路撒冷伏击贝纳多特车队，其头部和身中六枪当场死亡，该组织领袖为伊扎克·沙米尔（后任以色列总理）。
瑞典政府认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泄露了贝纳多特的行程路线，且暗杀后仅逮捕200余名“莱希”成员，但1950年即予以大赦，主谋沙米尔等人更在政坛平步青云。以色列媒体甚至公开称贝纳多特为“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傀儡”，煽动对立情绪。
瑞典将暗杀视为国家耻辱，王室以“埃斯特尔”（贝纳多特遗孀名）为公主命名，暗含纪念之意。瑞典成为欧盟首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2014年），并多次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如1982年黎巴嫩战争）。2001年后两国部长级交流中断，直至2021年才恢复外长互访。
二
立场升级
时隔四年，2025年5月21日：瑞典首次公开推动制裁
瑞典外交部长斯蒂纳加德宣布将与欧盟合作，推动对“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反对两国方案”的以色列官员实施制裁，并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控制加沙”的声明违反国际法。
5月26日：瑞典领导人层面公开批评与外交行动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过瑞典通讯社发声，指责以色列封锁援助导致人道危机恶化，宣布召见以色列驻瑞典大使。首次明确呼吁欧盟对以色列施压，包括“采取制裁措施”。
5月28日：正式外交抗议
瑞典外交部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立即解除援助封锁，声明强调“当前的战争方式不可接受”，并援引国际人道法义务。
6月1日，瑞典环保少女前往加沙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与其他11名国际活动家（包括法国欧洲议会议员、巴西活动家等）乘坐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玛德琳号”（Madleen），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出发。船上载有5吨婴儿奶粉、医疗用品及海水淡化过滤器等象征性救援物资，旨在突破以色列自2007年起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并呼吁国际关注当地人道危机。6月9日凌晨，在距离加沙海岸40-100海里的国际水域遭以色列海军包围，以军出动快艇、无人机和直升机围堵，并向甲板喷洒刺激性白色粉末，致多名船员出现剧烈咳嗽、暂时性失明。随后武装人员强行登船控制船只。所有人员被带至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其中4人签署驱逐文件后遣返，通贝里于6月10日被驱逐至法国转机回瑞典；其余8名拒绝签署者被关押在吉翁监狱。被以色列扣押的救援物资三日后出现在加沙黑市，贴有以色列农业部标签，售价暴涨15倍，赤裸裸的“人道主义抢劫”。
6月12日：升级至“战争罪”指控
瑞典外交部长斯蒂纳加德指控以色列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明确违反国际法，构成战争罪。此举将批评推向法律与道德双重高度。
三
深层原因
1. 历史性外交传统：长期支持巴勒斯坦自决
瑞典是欧盟首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2014年），其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两国方案”与国际法框架。此次批评延续了对以色列占领政策的长期不认同，尤其在以色列计划“控制加沙75%领土”“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背景下，瑞典视其为对领土完整的直接威胁。
2. 人道主义危机激化：饥饿战术触发道德红线
2025年3月以色列重启军事行动并封锁加沙后，当地陷入严重饥荒（联合国警告“1.4万名婴儿面临死亡”）。瑞典将封锁援助定性为“系统性虐待平民”，认为已远超自卫范畴：
克里斯特松指出，以色列的封锁“导致自2023年10月以来最恶劣的人道局势”；
外交大臣直接指控以方“利用饥饿作武器”，触及战争罪红线。这种对人道危机的聚焦，与德国批评军事行动“目的不明”形成对比，瑞典立场更尖锐且具道德指控性。
3. 法律与道义话语权：强化国际规范执行力
瑞典将冲突置于国际法框架下批判，强调三点：
封锁援助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占领者义务；
吞并加沙领土计划非法（回应内塔尼亚胡“控制所有领土”言论）；
推动欧盟援引《欧以联系国协议》人权条款审查对以关系。
此举意在塑造“规则维护者”形象，与欧盟内法律现实主义（如德国）区隔。
4. 追求欧盟内部领导力：联合北欧与中小国家
瑞典联合芬兰、丹麦共同谴责以色列制造“人道主义援助危机”，并推动欧盟集体行动：
在西班牙召集的欧洲-阿拉伯国家会议上支持对以武器禁运；
借马耳他、挪威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势头（2025年5-6月），强化“两国方案”同盟。
通过团结中小国家，瑞典填补了法德等大国因战略顾虑留下的批评空间。
四
瑞典为何更激进？
德国：批评军事行动“目的不明”，但未提制裁，避免历史负罪感束缚，谨慎触及制裁
西班牙：呼吁武器禁运，威胁制裁内塔尼亚胡，聚焦集体行动，未单独升级法律指控
法国：计划6月联合国会议推动两国方案，策略更迂回，避免直接对抗。
瑞典的独特性在于：
单边行动先于欧盟（如率先召见大使、推动定向制裁）；
道德-法律话语绑定（将援助封锁定性为“战争罪”）。
五
未来走向：以“规则卫士”角色影响欧盟决策
瑞典可能继续在欧盟内推动三项议程：
扩大制裁范围：从个别官员延伸至经济领域（如审查欧以贸易协议）；
主导加沙援助机制：绕过以色列政府，支持联合国主导的援助分配；
承认巴勒斯坦国潮流的枢纽：联合新承认国家（如马耳他、爱尔兰）施压法德跟进。其目标不仅是约束以色列，更是重塑欧盟在中东议题上的道德权威——而瑞典正通过抢占道义与法律制高点，成为这一进程的核心推手，提高瑞典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