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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北京某法院的档案室里，一份被压在一堆旧案卷底下的报纸引起了注意。
那是一张1940年代的《中央日报》，黄了、脆了，上面的字有些模糊。
可就在这一堆几乎没人再翻的纸堆里，有人发现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名字，还有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被捕记录。
这事儿说小也小，就是一张老报纸；说大也大，它改写了一个人几十年的命运。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张报纸会让一个已经关了二十多年的老太太出狱。
她叫周月林，之前被戴了一个很重的帽子——叛徒。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月林这名字，大部分人当时压根没听过。
可她年轻时，可是中央妇女部长，还在红军里担任过主席团委员，是那个时候唯一的女的。
她的丈夫梁柏台，是从苏联回来的老党员。
两人曾一起在海参崴的军事学校学习革命理论，那会儿离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还有几年。
1931年，他们夫妻俩接到命令，从苏联回国。
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回到根据地，继续干。
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准备战略转移。
可梁柏台被组织安排留下来协助游击队。
周月林决定跟着丈夫一起留下。
她不是怕吃苦，而是觉得守住根据地也很重要。
说起来就是这么个选择，彻底改变了她后半生。
1935年春，周月林和瞿秋白、张亮等人在江西一带转移，结果被地方武装发现了踪迹。
几个人在山林里边跑边藏，最后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被抓。
敌人并不知道他们是谁，这给了他们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晚上，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悄悄对暗号，商量好各自的假身份。
周月林说自己是逃难的寡妇，瞿秋白自称是落榜的秀才，张亮扮成挑夫。
三人都很清楚，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最开始敌人没多怀疑，还真就给放了两个——周月林和张亮。
瞿秋白则偷偷写信给妻子杨之华，请她找人来营救。
可信还没送出几天，情况就变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瞿秋白被迅速处决。
周月林和张亮也再次被抓，判了十年。
这时候，周月林才三十出头。
被关进去之后，没人来探望，也没人能保她。
她在监狱里熬了三年多，靠的是一个叫陈士明的国民党军官暗中帮忙，才得以出狱。
说到陈士明，也不是一般人。
他在敌军中算是少有的一点同情心。
当时他看到周月林身体消瘦，整日咳嗽，就私下里打通了关系，让她重获自由。
1938年，周月林从牢里出来，跟张亮一起准备去找组织。
结果半路又走散了。
从那以后，她再没见过张亮。
她回到上海找丈夫梁柏台，可人早已不知去向。
有的说他牺牲了，有的说失联了。
组织也一度怀疑她是叛徒，说她“回来得太巧了”。
她没地儿去，只能回老家。
那时家里人早都不在了，父母去世，兄弟姐妹也各自逃亡。
生活所迫，她嫁给了一个船工，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没主动联系组织，觉得自己离开太久，没脸再回来。
可她没想到，1955年全国肃反的时候，她的名字被翻了出来。
有人说，当年瞿秋白被捕，是因为她和张亮泄了密。
不知道是谁先提的，也没人能证明。
可在那个风口浪尖上，有嫌疑就够了。
她被抓了进去，从此一关就是二十多年。
1969年，她被送到山西榆次女子监狱。
那时候她已经快六十了，头发白了一半，眼神却还倔强。
她不认罪，写了无数封申诉信，几乎年年写，年年被驳回。
她常跟狱友说：“我没出卖过同志，我问心无愧。”
狱里的年轻人一开始都不信她。
一个老太太，整天讲自己当年和谁谁一起革命，说得像评书似的。
可她说得太具体了，连哪个战壕旁边有个什么样的树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人开始悄悄觉得，她说的可能是真的。
可光靠嘴说不行。
没有证据，她就是“叛徒”。
直到那一年，北京那张报纸被翻了出来。
报纸上写得很清楚：敌人当年抓到几个共产党人，因身份不明而释放了部分人员。
其中一名女性，描述和周月林完全吻合。
法院把这份报纸当作关键证据，上报审批。1979年，她终于被平反出狱。
那年她73岁，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脚下有些打晃。
她抬头看了看天，眼睛里全是泪。
她说：“我可以安心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
胡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史资料（1920-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杨奎松，《隐蔽战线中的特殊较量：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1920-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瞿秋白年谱》，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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