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书有一篇课文，是朱自清的《背影》，老师划重点，说最令人感动的是作者看到父亲为20岁的自己而操心的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朱自清父亲的背影算什么？一个穿着棉袍马褂略胖的中年男人艰难地爬上车站月台的背影而已，在已成年的朱自清眼中看来，值得流下“晶莹的泪”吗？也许朱先生有他下泪的缘由，也许洞烛幽微、多愁善感是文人的性格特点吧。
以散文见长的朱自清是白话文的开先河者之一，无疑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他的一席之地。
朱自清的作品的意义在于，背影不仅仅是个背影，而是父亲支撑家庭、心疼孩子的一生，且开了写父亲背影的先河，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各种各样背影的创作，文字、美术和摄影作品，从父亲的背景写到母亲的背影，还有形形式式的背影。
我也想起了父亲的背影，60岁的父亲为了谋生才学蹬三轮颤颤巍巍上车的背影；我想起了母亲的背影，那矮小而佝偻却不得不挑着担子沿街售卖咸酸和零食的背影。
朱自清也没有看到现在那些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年轻父母的背影；没有看到那些在学校门口跪着为不明不白死去的孩子讨个说法的老人的背影。
比起这样的背影，朱先生的《背影》尽管被视作名篇——实话说句，在我这一辈看过太多的背影之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被触动的，不独是我。
我不写父亲的背影了，尽管有很多可写的，就写写父亲的烟叶，那两卷没有人问津的烟叶子。
父亲年轻时候有茶瘾、烟瘾和酒瘾。经营凉茶档的时候，也兼买香烟，尽管烟瘾没有母亲的大，但是也册入烟民，属于没有香烟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一类。
那时他抽烟讲究。家中曾经有一个装三个五香烟的铁盒子，被我珍藏着放我的宝贝，如搜集回来的小颗粒的矿石标本，还有从保姆的竹子中剥下来的可以做萧膜的那一层。据说“三个五”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候抽的，那是解放前的事了。那时不止有“三个五”，还有哈德门，作为卖香烟出身的母亲很熟悉这些牌子。虽然父亲后来是卖凉茶、香烟和零食的，也许知道国产香烟有很高档的“中华”，还有“双喜”， 但他不抽这些，太奢侈了，只有“黄金龙”是标配，偶尔换换高一档次的“白金龙”；“大前门”也不错；起点是“昂鸠鸠，食丰收”的“丰收烟”；“百雀”一般是不抽的，档次太低，非坊间称“䟴䟴脚，食百雀”那样悠然。
而母亲就是喜欢“黄金龙”，弹尽粮绝后常常叫我到父亲的档口拿一包“黄金龙”。
已故作家木心一篇作品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我小时候，有一天傍晚坐在楼梯口睡着了，忽然觉得被人抱起来，一级一级上去，迷糊中知道是爸爸，他的胸脯软软贴着我，烟草的气味，鼻息吹动我的头发。可惜楼梯走完，进房放在床上，拖鞋盖毯，我假装睡，又睡着了。下一天傍晚，估计爸爸即将到家，我便坐在老地方去，闭上眼，一动不动……
这不是童年的我的感受吗？
每当他带我上茶楼，用胡子拉碴的下巴要跟我“擦须”时候，我总闻到他嘴巴中的烟味，出自孩子的本能竟接受了这辛辣。
因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烟鬼”的家庭，因此不反感烟味，年轻时候的我也抽抽烟，但更多是为了“合群”，为了“埋堆”，为了社交。因此，对于“烟瘾”发作起来烟民是怎样的一种眼泪鼻涕一起出动抗议的感受，没有体会。
但是，父亲的烟瘾我是感受得到的，每当烟瘾发作时候，他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畸形的食指常常抖动着，或者轻轻敲打着什么，看得出他努力克制着。
父亲右手的食指是很有特征的，小时候听母亲说父亲的食指“生蛇”，后来我知道，那时他感染了一种叫做“带状疱疹”的病毒。当时他要涂上一层很浓稠的黄色液体，一种我不知名的中药治疗，只是让我不要碰，而痊愈后食指已经变小了，指尖变成弯弯的一截，他就用这残废了一截和中指夹着香烟，往嘴巴里送。那是我小时候难忘的画面。
当家中没有了铺子，没有了想抽烟就随便拿的香烟经济自由的岁月，父母亲的烟瘾要用人民币来作等价交换。家中仅仅依靠父亲支持的经济捉襟见肘，他毕竟是一家之主，要节省开支了。
他抽的烟显然降级了，“百雀“也抽了，甚至更低档的当时只卖1角5分钱的“大钟”牌。口袋里更换香烟包的频率也越来越低。
当基本物资也欠缺的年份，他已经从木屐商店调到洪德路永兴街的木屐加工场当了木工，干了好几年。工场中不许抽烟，但是工场后面是流向珠江的小涌，可以面对小涌发呆，让烟圈在水边升起，缅怀旧日抽“三个五”的好时光，然后怔怔看着烟圈化为一个个问号，思考日后“怎么办”。
香烟的供应也紧缺，买烟也要凭证！一来是物质缺乏，二来为了更加省钱，父亲和当时仍然在家中居住的表哥变得投契起来。表哥一向称呼我父亲“老黄”，他也是个烟民，有和他年龄相仿的伙伴。有一天，他和一个伙伴搬来一台类似大铡刀的玩意，在家中干起来烟丝生产的营生。原来这是一台民间切烟丝机，可以把晒干了烟叶子切成细细的烟丝，然后用薄薄的烟纸卷成一根根的卷烟。这技术的含金量不高。
这些烟草制品，至今在荷兰市场仍然有售，从烟丝到烟纸，供应链齐全，据说一些烟民就有这特别的嗜好，喜欢抽烟斗，喜欢手动卷烟，喜欢这特殊的韵味，就像至今仍然有人喜欢欣赏硬胶唱片一样，哪怕伴随沙沙的噪音，只觉得那是岁月的回响。不过，随着禁烟宣传的力度，甚至如电子烟等的出现，传统产品和行业也逐渐式微。
而这种卷烟在当时广州的市民社会中被叫做“棺材钉”，一个很不吉利的名字。
母亲不以为然，仍然买整包的香烟。父亲没有抽过烟斗和大竹筒的水烟，却也钟情这“棺材钉”，于是也买回来了几卷烟叶子，等表哥的朋友把大铡刀送来，就和表哥一起忙乎，储备满足烟瘾的粮草。他往往把烟丝事先卷成一枚枚“棺材钉”，然后用个烟盒子储存起来。烟瘾来了，就用那不成型的食指和完整的拇指一起粘着，而不是和中指很有派头地夹着，送进嘴巴吸上一两口，又熬了一段时期。
要知道，吸烟的动作和姿势，也很讲究，起码可以判断出一个烟民的地位身份。如抽烟斗的，往往最有范，很绅士或者扮绅士，一般人学不来或者不屑学；抽水烟筒的蹲在地上，好不掩饰地告诉你，老子就是这样下里巴人；夹着卷烟的动作最泛爱众也为大众所爱，身份不易暴露，可以演化出各种的角色，仅从是否有滤嘴和香烟的牌子判断尊卑高下；但是，拇指和食指粘着“棺材钉”往嘴里送，已经是顾不上体面只为满足烟瘾的最后一招了。
父亲显然逐渐对这“棺材钉”兴趣索然，好像下定决心戒烟的样子，也许是囊中羞涩，连买烟叶的钱也希望省下来，增加点富有营养的东西，烟叶子也没有动了，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
一个休息日，他叫上我，说到外面走走，回来给我买“高级饼”。一听有“高级饼”，哪有不去的道理？父亲拿起一包什么东西，往靠近他工作地点的洪德市场方向走去，靠近洪德球场的地方。
他工作的木屐加工场在永兴街，和洪德市场就几栋民房之隔。
原来，当时的洪德市场内外有别，里面是国营的没有东西可卖的店铺，外面却是个广州人口中所谓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有钱有商量”的颇为琳琅满目的农贸集市，这是当时经济困难后期广东地区的灵活举措之一。我期待着，父亲可能带回些什么好吃的，起码我可以有“高级饼”吃了。
那时，市面上有了“高级饼”一类的点心和随之以来的各种高价吃食，那些店铺和食档，以及自由市场，成了每天饥肠辘辘的人们寻找补充点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所在。在我家附近，有两个自由市场，一个在南华东现在的滨江横路，一个在洪德市场，原则上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易，故名之。自由市场有个入口，进场视其交易的物品的价值收取少许费用，并没有很严格的标准，但是收费的必需熟悉各种物品的时价，当时我在小港路杂货店工作的姐姐，就曾经在南华东的市场短暂当过收费员的角色。我曾经在那里玩耍一次，做过一些违法的勾当，就是在附近捡一些结束交易或者什么原因退场的人扔掉的入场票据，交给姐姐，她把这些票据藏起来，装着撕下来的样子，交给进场的人，这样，就把收到的现款交给我，让我有了零花钱。可能姐姐也怕，因为这毕竟是犯罪的勾当，很快也就把我打发走了。
到了洪德路自由市场的入口，父亲展示他随身带来的物品，原来是两捆烟叶，价值不大，因此入场费不高。
啊，原来父亲不是来购物，而是来出售他的烟叶！我感到失望。
让我更加失望的是，父亲让我蹲在两卷烟叶子后面，是表面上的卖家，他站在后面不远处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当有人似乎有兴趣议价时候，他才会亲自上阵。
我不解，他只是说，他的工作单位在附近，怕有工友看见，不好！
有什么不好？也许是因为他好歹是个国营单位的职工，居然来到自由市场做买卖，被单位知道了，可能属于违法的吧！
父亲找了个树荫处，把带来的白色口袋铺在地上，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块砖头坐下，坐在两捆蔫头蔫脑可怜巴巴的烟叶子后面。
好像只有几个大人路过，有人把烟叶子翻翻，有人只用鼻子嗅嗅，连价钱也没有问，就寻找下一家。刚刚上前打算说几句什么比如央求对方“还个价“的父亲，又退了回去。
念小学的我，根本不是个做买卖的料，不会也不懂甜言蜜语说服客人，不时扭头看看父亲，看着也十分失落的父亲，求救的心情也消失了。
一个客人似乎看得仔细，却撂下一句：这烟叶都已发霉了啊！我也才发现，捆着的烟叶被翻开，里面已经出现了浅浅的斑点，带着绒状的揪心的白。
日头渐炽，唇干舌燥，树荫外的太阳移动着，阴影渐渐缩小，父亲彻底失望了，终于过来把那已经发霉而无人问津的烟叶子重新收拾包好，发出了我已经期待了好一会的无奈的指令：回家！
我算是解脱了，但是，当走到洪德路和同福路交界的当时颇为显赫的叫做“洞天”的茶楼时，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垂涎着那洞天楼下小卖部里的“高级饼”，用踟蹰不前的脚步提醒我亲爱的父亲。
父亲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手里的布包让我拿着，然后走进店内，买了一块 “蝴蝶酥”解我的馋，那价钱大约相当于三四包“百雀”或者两包“丰收”，可供父亲解决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烟瘾。
父亲的想法落空了，他可能想把烟叶卖掉可以买一块高级饼的。而我太不懂事了，骄阳下的半天，已经耗费了父亲工资的若干份之一，他付出了父亲的爱，收获的是儿子的欣喜，是自己承诺得到兑现后的满足。
回家后，父亲把两捆烟叶子拆散，找块干净的抹布逐一细心地抹去每片烟叶上的霉斑。等不来那切烟丝专用的大铡刀，父亲土法上马，把菜刀磨锋利了，用家中尚留着的秤砣压着一块木板，又动用了人力，硬是用菜刀勉强把烟叶切成烟丝。幸亏父亲是厨子出身，这些家伙用得也顺手，最终凑合着卷成“棺材钉”抽了。
发霉的烟丝什么味？烟民是火眼金睛的裁判。
那个在洪德路自由市场卖烟叶的场景，我后来在一散文《走进空调列车》中有所描述，叙述“我”坐着空调列车前往深圳，在车上偶遇一位已经成为香港客的少年玩伴的故事，他只是递给“我”一根“万宝路”，没有细说当年，重温旧事，扭头找他的软座。而“我“坐在空调列车中抽着“万宝路”，回忆青少年时代和他的一幕又一幕，回忆他和“我”家相处的日子，也特别回忆了父亲那两卷无人问津的烟叶子，回忆我和他两个小孩按住压烟叶的木条让父亲下刀的模样。
父亲手指上的烟渍渐退，他固然不知道后来才出现的香烟品牌，什么“银球”、“黄果树”、“熊猫”还有那徒有外表的外国烟“阿尔巴鸠”的味道，也没有享受女婿从香港带给他的“万宝路”，和品味重新领取个体户执照后的母亲经营的“良友”、“希尔顿”、“云斯顿”、“健牌”、“骆驼”等正宗外国烟，只是看到“三个五”时不以为然地淡淡说一句“我年轻时候也抽过”，老人的一段难以忘怀却又已经扔掉了的记忆。
母亲的烟瘾却一直保持着，而且大得很。也许是尼古丁折了她的寿，母亲家族本来有长寿的基因，她却活不过八十岁，但是她老人家生前说，她不抽烟就会死的，后来却终于死于肺气肿。
我也抽过烟，那只是成年后的社交游戏。
年轻时候，一班人在一起，总有一位好汉掏出一包什么牌子的香烟，给在座的每位派上甚至只是隔空扔上一根，你得熟练地接着，随之用火机或火柴点火，也许邻座已经把火送来，你凑上去猛吸一口，吐出烟圈，起码吐出一口雾，表示合群。再过一会，一根抽罢，又有一位好汉，邯郸学步地重复一次，你还得接过来，点火。
我似乎就这样被人“种大了我的烟树”，但有一段时期，练习过吐烟圈，总吐不成让一个个圈圈从口中次第而出的模样。
以后，一段时间身上总带着香烟，和同龄人一起的场合，操演着派烟的那一幕，我必须扮演一回主角。而大体和他人见面谈事情，双方比赛着谁的香烟掏得快，还有就是比较谁的香烟高级。“我的是双喜，抽我的。”“还是我的吧，中华。”于是，一番推让，显示了义气，促进了友谊，秀出了成熟，满足了虚荣，装着很投入地抽着，才开始步入主题。
这也许是华人圈子中的烟文化吧。
其实，经历过一段时间，特别在我考上大学之后，发现尼古丁始终与我无缘，很难让我感觉到其对于我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因此不能说“戒”，而是轻松就放下了。
这并非父亲那两卷烟叶子在作崇，不过，那烟叶子却牢牢储存在我记忆的硬盘中。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把烟瘾戒掉的。
关于朱自清，那一年从中国回荷兰，在机场顺便买了一本薄薄的《朱自清散文选》，在飞机上重温，竟然发现，有很多篇章自觉比那《背影》可读。不说那“桨声灯影”，不说那“荷塘月色”，而其中《谈抽烟》那一篇，那对景物氛围人物动态以及潜藏的心理描写，竟然可圈可点。“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之家”。可是，父亲硬是把发霉的烟丝卷成烟卷烧了，大方乎？也许是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烟草告别，一场悲怆的永诀。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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