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为什么要写《绝对反冲》
作者丨季广茂
翻译此书时，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
齐泽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在这本书中都写了些什么？
01.
他想证明
他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
窃以为，他写本书的动力之一，是想证明，他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他不是哲学家吗？难道他还会为此忧心忡忡吗？在学术界，齐泽克的“头衔”和“雅号”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知 识明星”“文化明星”“激进学者”“理论狂人”“好斗的学者”“学术 摇滚明星”“学术魔法大师”“知识戏法大师”“当代关键思想家”“超 级巨星理论家”“网络共产主义者”“全球百大思想家”“牺牲型知识 分子”“扣人心弦的演说家”“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国际知名知识分 子”“最大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新型品种”“桀骜不驯的思想 家和评论家”“现代最重要的跨学科思想家”“卢布尔雅那学派的形象代 言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黑格尔主义者”“最多产、最著名和最具 争议的思想家”“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等等。
相形之下，称其为“哲学家”的，少之又少。即使称其为“哲学家”，也大多对“哲学家”的名号加以修饰或限制，称之为“明星哲 学家”“小丑哲学家”“网络哲学家”“新反动哲学家”“挑衅性的哲学 家”“世界上最时髦的哲学家”“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特立独行的哲 学家”“异乎寻常的哲学家”，或者干脆称之为“哲学界的波拉特”“哲 学界的坏孩子”等等。“旁门左道”“野狐参禅”的讽刺意味扑面而来。学界如此，民间亦然。有一项多达数万名受访者接受的问卷调查 表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的受访者认为他是“哲学家”，认为他是“学者”的受访者少之又少（6%），有近一半（49%）的受访者认 为他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些受访者中，只有 10% 的受访者认为哲学是他著作中最诱人的话题，远远低于“文化/艺 术 ”（64%）、“ 政 治”（ 62%）、“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58%）、“精神分 析 ”（54%）、“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51%）、“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47%）和“宗教”（28%）。
人们怀疑他是不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术生涯 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他涉猎甚广，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一切都兴趣盎然和激情澎湃。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把这种博学视为“知识滥交”（intellectual promiscuity），同时说他是“犹太黑色幽默的杰出代表”和“卢布尔雅那的伍迪·艾伦”，唯独不说他是“哲学家”，哪怕是加了限定词的“哲学家”。人们怀疑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哲学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在下列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者是对当代精神文化（contemporary psychoculture）所做的哲学分析，一者是对当代哲学所做的精神文化分析（psychocultural analysis）。即是说， 他时而以哲学研究精神文化，时而以精神文化分析哲学：哲学时而是目标，时而是手段。这种摇摆不定难免使人疑窦丛生：他真的是传统意义 上的学院派哲学家吗？
他虽然生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国家南斯拉夫，但早在十几岁时就沉浸于西方文化，二十岁时即负笈法国求学，二十二岁时就在法国出版了专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本科毕 业论文《差异之痛》，二十六岁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此后又分别在他 的祖国和法国获得两个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 活动和政治活动，并将哲学付诸实践。后来他一直任教于卢布尔雅那 大学哲学系，同时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人文学院担任“国际主任”一 职，更在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兼职，其中包括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 系（1982—1983年，1985—1986年）、明尼苏达大学比较文学系（1992 年）、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Law School，1994 年）、哥伦比亚大 学（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1996年）、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97 年）、位于埃森的文化科学研究院（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2000—2002 年）等等。尽管如此，本质上，他是闲云野鹤式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式的漫游者。
应该说，他是哲学家，但并非学院派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齐泽 克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学术传统。在中世纪后的几百年间，没有一位大哲学家跻身大学，心甘情愿地成为“教书匠”，更没有人进入研究机构，成为研究员。众所周知，西方的高等教育源于欧洲的12世纪，当时最著名的大 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法国的巴黎大学 (Université De Paris) 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它们从事纯理论研究，与社会 保持相当的距离，故被称作“象牙塔”。那时的大学已经羽翼渐丰，也都设有哲学课程，但真正的哲学家都置身大学之外，不让教学这等“俗务”缠身。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卢 梭全都如此，无一例外。
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大学获得教职的大哲学家是康德，但他从不讲授自己的“三大批判”，保持了哲学研究的纯洁性，也算是呵护了自己哲学家的声誉。19世纪中后期的哲学家，包括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不曾在大学任教，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穆勒也是如此。尼采属于例外，但与康德类似，他在大学里讲授的内容与他的哲学思索风马牛不相及。只有在进入20世纪后，最杰出的哲学家才被大学一网打尽，成了“学院派哲学家”，开启了哲学的职业化生涯。其功效， 颇类似于我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本是“放养” 的哲学家终于被“圈养”起来，几乎所有的哲学思索都变成了哲学史研究。
齐泽克虽然也“浪迹天涯”，“混迹”于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但他并不甘心被“圈养”。与传统的学院派哲学不同，他几乎从不撰写传统 意义上的哲学论文，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著作上。而且他多次被人指控 “自我抄袭”，被搞得声名狼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总是把整章整节的内容，从一本书上直接剪下，然后毫不犹豫地粘贴到另一本书上。他承认这是事实，但不愿承担“自我抄袭”的恶名，因为在他看来，指责 他“自我抄袭”，无异于指责他“自我强奸”。也有人为他辩解，说“自我抄袭”是“互联网时代最卓越的写作技巧”之一，其文本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超文本的特征，而且这种文本可以通过“混搭的数字镜头”来解读。但在学院派看来，这种辩解过于苍白乏力，不足为训。
即使洗心革面，郑重其事地从事哲学研究，齐泽克做哲学（do philosophy）的方式也异于常人。有人发现，齐泽克掌握了其他哲学家没有掌握或不屑掌握的独门绝技，那就是他的三大“修辞利器”：笑话、 例子和反问句。先说反问句。他喜欢使用反问句，这在他的文本中俯拾皆是，使用 “what if ”之类的反问句更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他总在问：“如果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呢？”“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岂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国际恐怖组织难道不是大型跨国组织的粗暴替身？”“短路带来的冲击力不正是批判性解读的最佳隐喻之一？”“全球性地行动和本地 性地思考，这样的做法，我们还能坚持多久？”“难道这些问题不正是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难道这不就是左翼自2016年以 来求仁得仁的结果？”……他的很多所谓“论文”的标题都采用了反问 句的形式，如《何以只有无神论者才有信仰》（“Why Only an Atheist Can Believe”）、《何以说拉康不是后结构主义者》（“Why Lacan Is Not a Post Structuralist”）、《通俗文化如何充当进入拉康世界的门径》（“How Popular Culture Can Serve as an Introduction to Lacan”）、《何以辩证法学者要学 会数到四》（“Why Should a Dialectician Learn to Count to Four”）和《从欲望到驱力：何以说拉康并不属于拉康派》（“From Desire to Drive: Why Lacan Is Not Lacanian”）……虽然读起来铿锵有力，但也有些咄咄逼人 的味道，令那些追求理性和客观的学院派哲学家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再说笑话。他喜欢讲笑话，是名闻天下的“段子手”。他讲过很多笑话（包括黄色笑话和准黄色笑话）。这些笑话早已单独成册。有些笑 话甚是“经典”，以至于即使过去多年，想起来都令人哑然失笑。他讲笑话的方式也是独树一帜。他不仅在著书立说时讲，在发表演讲时讲， 而且在严肃的游行示威时带领大家一起讲。2011年10月9日他在纽约 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参加“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时，带领抗议民众大声朗诵“红墨水缺货”的笑话。中间不断出现笑场，使严肃的抗议活动显得极其生动活泼，也给他的学术活动打上了极其另类的标签。
这样做，显然有损齐泽克“哲学家”的声誉和颜面，被人视为“爱开玩笑的跳梁小丑”也是势在必然。这一方面是他的天赋使然（“犹太 黑色幽默的杰出代表”），一方面是迫不得已之举。他有时要用笑话简明 扼要地说明问题。比如，他讲过的那个有关波兰军人的笑话就是如此。他说有一个士兵在宵禁时间开始之前，就过早地射杀了某个行人，因为 这个士兵知道，这个行人住在很远的地方，无法在宵禁开始之前赶回家 中。借助这个笑话，齐泽克将自己置于一系列批评黑格尔的人的对立 面（从阿尔都塞到福柯，再从福柯到哈贝马斯），说他们就像那个波兰 士兵，在得到黑格尔的“绝对之知”之前就将黑格尔一枪击毙。其实， “他们对黑格尔的批评只能用来驳斥他们自己对绝对之知的偏见”。
他在第一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讲过许多笑话，但在第二部英文著作《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中却“庄严肃穆”，结果该书销路不畅，令出版社不悦。他回忆说：“我的第二本书（比第一本书）在理论上更加充实，但不出所料，它并不怎么受人追捧，因为那里面没有多少下流笑话，等等。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环境。”“甚至连出版我著作的出版社也是这么想的。在左页出版社，他们总在暗示我，‘你只会开玩笑’。然后我告诉他们，‘好吧，现在我给你们一本书，……那里不会有［笑话］’。他们又开始责备我，‘等一下，笑话呢？笑话在哪儿？没有笑话，没人会买这本书的’。我几乎想说，让我受欢迎，就不能让人们拿我当回事。我觉得，出于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流行的喜剧演员或者别的什么，我有责任当众自杀。”如此的“身不由己”，难免使他产生“破罐子破摔”的任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再遮遮掩掩和藏藏掖掖，讲起笑话来不再有任何顾忌。当然，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这无异于学术上的自杀。他深明此道，只是苦于无计可施而已。“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真乃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之真理。
最后一项绝技，在他善于举例子。从日常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和健达奇趣蛋［Kinder Surprise Egg］）到电视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再到丰富多彩的好莱坞影片，他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对于严肃的哲学来说，这也是天真幼稚之举。康德把举例子视为“判断力的学走器”（go-cart of the judgment），是婴幼儿蹒跚学步时才用的东西，因为它有损于观念的“普遍有效性”。在康德、谢林和黑格尔的著作中（黑格尔的“讲义”或所谓的“讲演录”不在此列）， 很难找到例子。但在齐泽克看来，这绝对低估了例子的价值：例子是传播观念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也是哲学论证的立竿见影的工具。生动、具体的例子和抽象、普遍的概念同样重要。例子不比概念卑微，概念不比例子高尚。在齐泽克看来，一个论点就是一个例子，只是这个论点还没 有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来自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哲学的具体化。
↑希区柯克
齐泽克引用好莱坞影片——尤其是希区柯克电影——等经典产品， 直击西方主流文化的要害。在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分析。他以该片为例，阐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电影 中，船撞冰山后，罗斯对出身卑微的情人杰克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什 么能把我们分开！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但实际上，她却把他推入了冰 冷的深海。齐泽克认为，这一幕“完美”地例证了拉康的下列断言：要想获得符号性权威的身份，“承载这一身份的血肉之躯就必须付出死 亡——甚至被人谋害——的代价”。他还把这个例子引入他本人的“文 化自杀”。“当我亲爱的朋友……找到我，提议编选《齐泽克读本》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值得编选‘读本’的作者，其地位必定会大幅提升， 而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要付出的代价不就是要把他当成行尸走肉的 活死人，而不再被视作有血有肉、生老病死的实体吗？这是不是说，至 少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得不遁入往昔（the past）这个黑 暗的深渊？”
可以想象，这样的“哲学书写方式”与学院派的“哲学书写方式” 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会令自命不凡的学院派哲学家多么的不屑一顾。不错，正如乔纳森·瑞（Jonathan Rée）所言，他是“天才的演说家—— 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直言不讳和充满悖论，而且其写作与其演说一样精彩”。但这样的演说，这样的“言文合一”，却偏离了寻常的学术写作惯例。这惯例便是，与口语保持距离，对言谈敬而远之。信守学术写作的惯例，符合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预期，更与学院派哲学家对自身的自诩一致。如此的放浪不羁，只能使齐泽克与学院派哲学渐行渐远。就连他最好的朋友阿兰·巴迪欧也质疑他的哲学家身份：“确切地说，齐泽克并不属于哲学领域。”巴迪欧认为，他只是“哲学的读者”（reader of philosophy），而非哲学家，因为他对哲学的贡献微不足道，只是提供了研究哲学的一种方法。
这如何不令他焦虑万分？2016年5月27日，他在“齐泽克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我是哲学家吗？》的主旨演讲，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我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学术机器之外，不被视为‘严肃’的哲学家。”他竭力为自己辩护：“我的确提出了一种‘本体论’：我的著作不只是对他人哲学的不一致性的解构性反思，它确实勾勒出某种‘现实结构’。或者，用简单粗暴的康德式术语来说：我的 研究的最后视域并不是在无法触及的实在界（inaccessible Real）这一背景下对认知失败的多重叙述。‘超越先验’这一步骤在我的《绝对反冲》的第一部分中已有概述。在那里，我详细地部署了基本的辩证步骤，即把认识论的障碍（epistemological obstacle）逆转为本体论的不可能性（ontological impossibility）这一步骤，而这种逆转构成了原质（the Thing）自身的特征。我努力把握原质，却以失败告终，因此必须把这 种失败（重新）视为原质自身的特征，视为不可能性，而这种不可能性已经深深刻入实在界的心脏。”
齐泽克认为，自康德和黑格尔之后，哲学的内涵和形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因为哲学话语不再是坚忍自若的主人话语（stoically unfazed master’s discourse）。康德之后，“古典或新古典风格的哲学”， 即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作为志在把握完整现实的基本结构的哲学， 已经变得不再可能。随着康德的“批判转向”的出现，哲学变成了自我反思，变成了审视自身可能性之条件的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审视自身不可能性之条件的话语。用来描述宇宙的等级理性结构（hierarchic rational structure）的形而上学必定陷入二律背反，不可避免地需要幻想来填补结构中的空白。“一言以蔽之，在康德那里，哲学不再是主人的话语，它的整个大厦都被内在的不可能性、失败和非一致性所贯穿。”到了黑格尔那里，一切都变得更加不可救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不仅没有重返“前批判的理性的形而上学”（pre-critical rational metaphysics），而且变成了对主人话语的癔症式颠覆（hysterical undermining），因为他造成了形而上学主张的内在的自我毁灭。“简而言之，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一次系统性的哲学方案失败之旅。”齐泽克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德国观念论都属于“反哲学”的范畴：康德的批判哲学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未来哲学的“绪论”， 是对哲学（不）可能性之条件的质疑；费希特不再称自己的思想为哲 学，而是称之为科学知识的教学（Wissenschaftslehre）；黑格尔声称他的 思想不再是纯粹的哲学（对智慧的热爱），而是智慧（知识）本身。如此说来，把齐泽克称为“新反动哲学家”，说他的哲学是“反哲 学”，他所持有的哲学立场是“反哲学的立场”，不恰好证明，他才是德 国古典哲学的真正传人和“后德国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吗？
02.
齐泽克要向世人证明
他是堂堂正正的“严肃”的哲学家
齐泽克要向世人证明，他是堂堂正正的“严肃”的哲学家，虽然这里的“哲学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也不再是制造“坚忍自若的主人话语”。他在斯洛文尼亚主编“文选”丛书， 与左页出版社一道发起“本我在哪里”丛书，为杜克大学出版社主编 “原文如此”丛书，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主编“短路”丛书，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主编“暴动”丛书，为总部位于柏林的八月出版社主编 “拉康探索”丛书，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可惜收效甚微。
他的拿手好戏是撰写短小精悍的小册子，但他偏偏要写些皇皇巨 著，故意跟自己过不去。《视差之见》、《少于空无》（Less Than Nothing） 和这本《绝对反冲》都是如此。2006年出版的《视差之见》被视为“齐 泽克多年以来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它开启了齐泽克的实验之路：超越 他先前对黑格尔和拉康的解读，凸显他自己的关键概念，以支撑他自己 的哲学思想体系。2012年出版的《少于空无》长达1038页，被视为“独门知识绝技的炫耀”。在这个“太长不读”（too long，don’t read）的时代， 在西方出版这样一部价格不菲的著作，令西方出版界大呼“匪夷所思”。但他真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吗？现实是，他只有“反哲学”的思想体系，而没有“哲学”的思想体系。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经说过， “视差的立场是反哲学的立场，因为它不仅避开了哲学的系统化，而且 把‘哲学的系统化是不可能的’作为核心论题”。同样，《少于空无》也 是一部“反书”（anti-book），因为它是一场极其异乎寻常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绝佳表演。它的结构也具有他全部著作的结构所具有的共同特 征。美国哲学家罗伯特·皮平以揶揄的口吻调笑这样的“特征”：“这本 书的结构非同寻常，它是以下列谚语为基础的：世界上第二大乐事是事前酒（the drink before），第三大乐事是事后烟（the cigarette after）。我 们在这里得到了‘事前酒’，即前黑格尔的语境（pre-Hegelian context）， 它是理解黑格尔这个选项所必需的（大量的精力被放在了柏拉图笔下的 巴门尼德身上，放在了基督教、上帝之死和费希特的身上）；然后我们 得到的是‘那件事本身’（两次！一次是与黑格尔，一次是与拉康）；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事后烟’（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巴迪欧，以及关于 ‘量子物理学之本体论’的结语）。”“那件事本身”（the Thing itself）用 的是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return to the Thing itself）的“梗”，但 同时又指男女性事。他所谓的“事前酒”和“事后烟”，也是如此，充满了调侃意味。
↑黑格尔
但这调侃中凸显了黑格尔和拉康在齐泽克著作中的极端重要性。但 与《少于空无》不同，《绝对反冲》把重心放在了黑格尔的身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拉康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黑格尔的重 要性开始上升。在齐泽克看来，拉康虽然重要，但他也只是解读黑格尔 的工具。到了2019年，拉康的地位再次发生断崖式下跌，因为他声称， 西方的全部哲学都发生在五十年间，即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的 1781 年至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
齐泽克立志延续这一传统，成为黑格尔哲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的继承人和阐发者（当然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继承，至少他“做 哲学”的方式就与黑格尔大异其趣）。说到黑格尔，我们一般称之为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辩证法大师。但他到底是如何“唯心”的， 又是如何“辩证”的，论者大多洋洋洒洒数万言，学术术语满天飞，却令一般读者不得要领，不明就里。所以有必要在此冒着“简单化”的风险，对黑格尔的辩证哲学稍做极度通俗化的介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做了怎样与众不同的继承和阐发。
就西方哲学史而言，有人认为柏拉图极端重要。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说过：“对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总体概括就是，它是由对柏拉图的 一系列注脚组成的。”有人认为笛卡儿不可小觑，黑格尔也称之为“现 代哲学之父”。也有人认为黑格尔举足轻重，说自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史 由对他的一系列的回应构成。换言之，自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史不过是对 黑格尔的一系列的回应的历史而已。可以赞美他，可以批判他，可以阐 释他，可以蔑视他，但就是不能对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视其代表 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著作殊难理解，但不同著作的难易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最 好理解的还是《历史哲学》，因为它要处理特定的历史事件，所以不像 其他著作那样一味地诉诸逻辑论证。这为理解他的其他著述打开了方 便之门。他的《历史哲学》颇具原创性，因为在他之前，历史并不像现在这样受人重视，甚至到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地步。历史无人重视，关于历史的哲学更是无从谈起。大卫·休谟著有《英格兰史》， 莱布尼茨曾为德国一个宫廷家族编写过家族史，但均与历史哲学无涉。没有历史哲学，自然就没有历史观可言。比如谈及人性，康德认为人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一部分是兽性（野蛮的欲望），自古而然， 亘古不变。但黑格尔认为，人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古希腊，人性是和谐的，人并没有意识到理性与欲望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冲突， 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而非普遍现象。黑格尔认为，随着新教的出现，个人意识开始形成，人性亦随之大变。终有一日，人类会克服理性与兽性的分裂，重新走向和谐。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个不断变化的“辩证过程”。古希腊没有理 性和欲望的分裂，没有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但那只是简单、朴素、天 真、幼稚的和谐，因为那时尚无“个人”意识，“个人”尚未把自己与 城邦分离开来，也没有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苏格拉底的出现彻底改 变了这一局面。他质疑一切，提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 之类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答案总是漏洞百出，不堪 一击。在古希腊人看来，这是对雅典社会的腐蚀和颠覆，苏格拉底也 因此命丧黄泉。但这并没有阻止古希腊社会的和谐走向土崩瓦解，因 为“个人”意识开始形成，它是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第二个因素，处 于古希腊社会统治原则的对立面。如果说古希腊社会的和谐是“正题” （thesis），那“个人”意识则是“反题”（antithesis）。“个人”意识最终 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导致了史所罕见的“大破坏”和“大恐怖”， 因此必须让位于“合题”（synthesis）——它要把和谐与“个人”意识融 为一体，并形成新的“正题”。然后又会出现新的“反题”和新的“合 题”。如此反复，以致无穷。
总之，历史是一个过程，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变化的过程是“辩 证”的过程，“辩证”又以“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形式呈现出 来。“辩证”与“异化”密切相关。所谓“异化”指的是，本来属于我 们自己的一部分的东西，却是外来之物，是异己之物，是敌对之物。变 化走向何方？表面看来，历史是成千上万的随机冲突的结果，因而不可 预测。但黑格尔认为，历史有其固定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它总是使精神 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我们总是朝着实现人类自由的方向前进，这是一 个不断强化自由意识和自我认识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精神终于认 识到自己是终极的实在（ultimate reality），与自己相抵触的异化之物其 实是自己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绝对之知”（Absolute Knowledge）。有了“绝对之知”，就会有“绝对自由”（Absolute Freedom）。有了“绝 对自由”，精神就不再被外部力量所控制，而以理性的方式面对世界。
但“历史”究竟是什么？按一般人的理解，它不应该是抽象的概 念，而应该是具体的事物。果真如此的话，又是哪些具体事物呢？自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与我们的理解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既不自然，也不是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更不是自然、个人和 社会的总和。一言以蔽之，它就是“精神”（Geist）。在我们的语言中， “精神”不仅指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而且指精力、活力和意志， 甚至指宗旨和主要意义（“领会文件的精神”）。在德语中，“精神”指人 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与我们相同），但它还具有宗教的意味，指 超越个人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终极实在（这是它与我们的相异之处）。黑格尔相信，精神隐身于万事万物之中，并非万事万物本身。
也就是说，精神是抽象的存在，但它又不只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柏拉图所谓的永恒不变的“理念”（ἰδέα），因为精神永远体现在个人、 社会、风俗和制度之中，体现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之中。历史最终会形成 理性的、有序的社会。但这里的理性（rationality）不是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pure reason），理性的社会也不是由法国大革命彰显的“纯粹理性”的社会。法国大革命不仅要消灭国王、贵族和宗教，还想使一切 “纯粹理性化”。为什么每周只有七日，而非十日？为什么每个月的天数长短不一，为什么不能使它们整齐划一，统统调整为三十日？为什么巴黎的街道横七竖八，为什么不能使它们横平竖直？等等。黑格尔认为， 这样的理性是疯狂的抽象理性，施之于社会，必定造成触目惊心的灾祸。真正的理性是在现实中寻找合理之物，滋养它，培植它，强化它，发展它，最终使之自然成长，自我实现。毕竟，“现实的就是合理性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这样的思想虽然生动地体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精神现象学》中，但对此加以严密论证的，却是他的《逻辑学》。他在那里提出了崭 新的逻辑观：逻辑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样，是脱离了内容的形式。表面看来，逻辑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形式，与特定的历史内容无关，其实它总是与实际内容联系在一起，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辩证是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无论是理解现实，还是理解历史，都不是理解静止的事态，而是理解永恒的变化。变化的终极目标一方面是“绝对之知”（和“绝对自由”）的确立，另一方面是“有机社会”的形成。如果黑格尔有幸复活，我们也有幸拜见他，那必定会当面向他请 教：“万事万物，究其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日新月异的？”他会答：“日新月异。”我们会问：“那究竟是什么在变？”他会答：“你不是都说过了嘛，是‘万事万物’。但‘万事万物’只是表象，真正变化的是精神。”我们问：“精神为什么不原封不动，而一定要千变万化？” 他会答：“因为精神内部存在着异化。”我们问：“变化是以什么形式发生和发展的？”他会答：“辩证的形式。”我们问：“具体说来，辩证的形式又是怎样的形式？”他会答：“辩证的形式是从‘正题’走向‘反题’，再从‘反题’走向‘合题’，然后从‘正题’重新开始……”我们 问：“如此变化，可有最终目标？”他会答：“有。这目标，就个人而言 是‘绝对之知’，就社会而论是‘有机社会’。”
↑瓦格纳
如此说来，黑格尔的观念并不难于理解。但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却困 难重重。他的著作大多如同天书，阅读他的著作如同受刑，那里充满了黑洞，是真正的迷宫。他用语艰涩，语法怪异，是典型的“弯弯绕”，以 至于叔本华和罗素都认为他并无任何思想，只是在一味信口开河和故弄玄虚，是“以艰深文浅陋”的哲学骗子。有一则逸闻趣事颇能说明问题。奥地利画家弗里德里希·冯·阿梅林（Friedrich von Amerling）在谈到他 和德国作曲家、剧作家瓦格纳于19世纪40年代在德累斯顿求学的日子 时说：“有一天我去看他，发现他对刚刚开始学习的黑格尔现象学激情澎湃。他言之凿凿，告诉我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著作。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他为我阅读了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段落。因为如坠云里雾中，我请他再读一遍，读完之后，我们全都不知所云。他又读了第三遍和第四遍， 直至最后我们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现象学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但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他真的“干货满 满”，只是知音难觅。他没有像叔本华和罗素那样清晰地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思想的性质，一是当时的哲学的氛围（即他所谓的“时代精神”）。他的思想异于常人，极其深奥，以至 于近三百年后，用再清晰不过的语言进行极其简单化的阐述，还是不能 完全为人理解和把握。而且他倾尽全力挖掘其深刻的思想，无暇顾及也 根本不在乎读者的感受。就当时的哲学氛围而论，生僻的词语、晦涩的概念、扭曲的语法、冗长的语句，外加强迫症一般的重复，是哲学的时尚。康德和费希特等人如此，黑格尔又何尝不可照方抓药，如法炮制？话说回来，即便如此，黑格尔在世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观念遍 地开花，波及若干领域——不仅影响了哲学，而且影响了历史学、政治学、神学和经济学等等。毕竟他的历史视境（historical vision）异于常 人，他的“精神”、“异化”、“辩证”、“绝对之知”和“有机社会”等概念启人深思。
当然，以上只是对黑格尔所做的常识性理解和常识性解读。齐泽克不是寻常人，不走寻常路，见识不同于流俗，眼界不同于凡人，他对黑格尔的阐发同样独具匠心。他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形式阐 述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而是借助于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反冲”这一隐喻，细致地剖析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机制。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所言，在齐泽克那里，辩证是自身熄灭和自身燃烧 同时进行的干柴烈火，是设定自身预设（posits its own presuppositions） 的扬弃过程。因此，辩证的逻辑实为“回溯性之逻辑”（logic of retroactivity），真正的辩证是“回溯性的辩证”（retroactive dialectic）。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话说就是：“因为已经粉身碎骨，被反射的规定获得了自己的真正意义，成了自身之内，自己对自己的绝对反冲。也就是说，本来从属于本质的被设置性只是被扬弃的被设置性。反过来说，只有自我扬弃的被设置性才是本质的被设置性。”这话听起来费劲，但齐泽克对此所做的解释同样艰涩和深奥：“一旦被设置性被自我 扬弃，本质就不再被外部的大对体直接规定，不再被它与它的他者性 结成的一整套关系直接规定，不再被它与它置身其间的环境结成的一 整套复杂关系直接规定。相反，它自己规定自己，它进入了自身之内， 成了‘自己对自己的绝对反冲’。”齐泽克志在“提升绝对反冲这一思 辨概念的地位，使之成为普遍的存有论原理”，使“辩证唯物主义是黑 格尔所谓的走向客观性的思想这一思辨态度的唯一真正的哲学继承者” 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可能是害怕读者难以理解，齐泽克反复引用黑格尔的《逻辑学》， 不厌其烦地阐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机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反思在它面前找到了一个直接物，它超越了该直接物，并从该直接物 那里返回。但这个返回只是对反思在它面前发现之物的预设。被发现之 物因而只能通过被甩在后面而存在。……所以，要把反思运动视为对自身的绝对反冲。因为对于返回自身的预设——本质就来自这一预设，只能是这一回归——只处于回归本身之内。”齐泽克解释说，绝对反冲因而代表着彻底的对立物的并存。在这里，行动显现为对它自身的反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否定性步骤（丧失、退缩）本身派生了它所要 “否定”的东西。一方面是“被发现之物因而只能通过被甩在后面而存 在”，另一方面是它的颠倒版（我们要回归的，只能出现在“回归自身之内”，就像国家借助“重返自己已经丧失的根源”构成自身一样）。和 “绝对反冲”一样，黑格尔所谓的“绝对反思”也是由这两个方面构成 的：反思不再处于反思客体的外部，它把反思客体预设为既定之物，但 它完成了循环，并设置了对它自身的预设。用德里达的话说，在这里， 可能性之条件同时又是不可能性之条件：阻止我们充分肯定我们自己身 份的障碍物，为充分肯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开辟了空间。
↑康德
当然，齐泽克并不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一味地进行逻辑推理，而不 顾及读者的理解能力。他随时可以祭出他的一大修辞利器——以生动实 例阐述辩证哲学的精妙机制。比如，他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化为例，分 析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所遵循的文化逻辑。为了批评种族主义，他批评多 元文化主义；他批评文化多元主义，是因为根据多元文化主义，存在着 一种在文化上保持“中立”的视角，可以透过这个视角，理性、客观和 公正地审视所有文化，进而肯定所有文化的特殊性。在齐泽克看来，这 无异于赋予这种“中立”的视角以优先权，同时把其他文化视为“他者 文化”，反而陷入了新的种族主义僵局。他还认为，左翼应该奋起推翻全球性的资本帝国，但推翻全球性资本帝国的方式不是肯定不同文化的特定的身份，而是重新肯定新的普遍性。比如，平等自由（égaliberté） 这个欧洲普遍主义价值观理应得到尊重，左翼更是应该勇于冒着骂名， 继承这一欧洲遗产。他甚至为老牌殖民主义进行辩护，认为欧洲对非欧 洲传统的殖民既是灾难，亦有益处，因为它使“双重摆脱”（非欧洲传 统既摆脱自己的传统又摆脱欧洲的传统）成为可能。
在本书中，他对这个辩证过程和这个文化逻辑做了更加细致的说明：首先是殖民前的印度，它充满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但这样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无人问津，也毫无价值；然后是英国殖民者的粗暴干预——把殖民秩序的超验结构强加于印度，用西方的普遍主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再后是印度对殖民化的抵抗，揭露西方在殖民印度的过程中如何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自由平等的幌子，公然背叛自由平等的原则。这是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完全肯定，但做出这种肯定的前提是切断自己古老的根源，肯定这种自由平等精神的现实普遍性。“简言之，只有在西方理念 被印度‘扩展适用’之后，它才获得了现实普遍性：一旦印度人接受了欧洲人的民主平等的理念，他们会变得比欧洲人还欧洲人。”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明白：充满矛盾的混乱（所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 古老的根源，它被否定，但对它的否定反而使它得以反向设置；一边是现在，一边是已经丧失的古老根源，两者间的张力被创造出来，构成了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古老的根源被视为可望而不可即之物，因而被相对化，“这时我们正处于外在的反思中，也就是说，我们的反思处于被设置的根源之外，被设置的根源被体验为超验 的预设；到了绝对反思的第四阶段，我们的外在反思运动被重新移入 根源本身，成了它自身的自我退缩或去中心化。”齐泽克要求“辩证法 学者”要学会数到四，而不是数到三（“正题”“反题”“合题”），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必须承认，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在20世纪已经丧失活力。（顺 便说一句，大约在2005年前后，译者见到一位来自德国的哲学教授， 他对中国学者对黑格尔如此“念念不忘”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在德 国，黑格尔早已石沉大海，无人问津。闻听此言，译者甚是震惊，所 以至今记忆犹新。）很多学者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决定主义、封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哲学体系。仿佛真的如同齐泽克所言，黑格尔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终极“黑兽”（bête noire）：经验主义、唯物主义、 历史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自由主义、宗教道德主 义、结构主义、解结构主义等等，无不避之唯恐不及，全都根据自己 与黑格尔哲学的差异，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使它们呈 现出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特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哲学为例。那时的法国哲学的资源并不来自传统的哲学领域，而是来自文 学和社会科学。前者以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为代表，后者以列维 - 斯特 劳斯和福柯为典范。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哲学一直认为，“做哲学” 旨在获得客观知识或真理。但在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人来看，这个 目标难以企及，因为客观知识或真理要用语言表达，而语言充斥着隐 喻，因此以语言表达出来的客观知识或真理已经被扭曲和被破坏。这 与笛卡儿以来的哲学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语 言是清晰、直接、明确和透明的，它足以揭示和传达知识和真理。因 此，德里达强调哲学作为“严谨科学”（rigorous science）的“不可能 性”，因为语言的“滑移”（slippages）、“ 裂 缝 ”（ fissures）和不稳定性 使得“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不可能达到它要达到的目的，即 无法获得值得信赖的可靠知识。依据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真理是“不可判定的”（undecidable）。
与这些哲学家不同，齐泽克从来没有怀疑过语言的清晰性、直接性、明确性和透明性。正是这个缘故，任何把他视为“后结构主义”或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企图都是不可原谅的。在齐泽克看来，这些人 如此害怕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代表的传统 哲学，把黑格尔描绘为信口开河和荒诞不经的“绝对唯心主义者”，是弗洛伊德所谓的“遮蔽记忆”（Deck-Erinnerung）和拉康所谓的“幻象构成”（fantasy-formation）在作怪。他们的恐惧和逃避，恰恰说明黑格 尔辩证哲学具有强大的革命性和穿透力。齐泽克的《绝对反冲》志在激 活黑格尔的哲学，使其重新进入批判理论的视野。齐泽克通过《绝对反 冲》向我们表明，把黑格尔的辩证哲学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之下加 以解读，至关重要。在这个基础上，他致力于重构辩证的逻辑，并将其 置于历史的考察之上，进而确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北京启真馆王志毅总经理。王总经理不仅是资 深出版人，在我眼中更是博学睿智的饱学之士，是温文儒雅的仁人君 子。此书顺利译出，不仅得益于他专业、敏锐和独特的眼光，而且得益 于他多年来对译者的信任、支持和鼓励。
感谢张兴文编辑，他的细致和 认真令人感动，与他前后十几年的交往，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 忆。感谢伏健强编辑，虽然我们相识不久，但他对译者真诚以待，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
季广茂 2023年7月16日
理智造了反，却不违反理智
理智丢光了，却仍做得合理
齐泽克是谁
他有很多雅号，“知识明星”“文化明星”“激进学者”“理论狂人”“好斗的学者”“学术摇滚明星”“学术魔法大师”“知识戏法大师”“当代关键思想家”“超级巨星理论家”“ “全球百大思想家”“牺牲型知识分子”“扣人心弦的演说家”“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国际知名知识分子”… …。
他喜欢讲笑话，是名闻天下的“段子手”。
他是哲学家，但并非学院派哲学家。
他最好的朋友阿兰·巴迪欧也质疑他的哲学家身份 ：“确切地说，齐泽克并不属于哲学领域。”巴迪欧认为，他只是“哲学的读者”（reader of philosophy），而非哲学家，因为他对哲学的贡献微不足道，只是提供了研究哲学的一种方法。
为了证明自己是哲学家，于是有了这本《绝对反冲》！
关于本书的标题
齐泽克：本书标题使用的“绝对反冲”（absoluter Gegenstoss）一语，黑格尔只使用过一次，但黑格尔把它用在了他论反思逻辑的关键之处，指处于运动中的对立物的思辨性并存（speculative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通过绝对反冲，事物脱胎于自身的消亡。关于绝对反冲，最简洁的诗意表达是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第五幕第二场中提出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啊，疯狂的理论！为自己起诉，控诉自己，却又全无实证，矛盾重重 ：理智造了反，却不违反理智 ；理智丢光了，却仍做得合理。
在这部戏剧中，这段文字来自特洛伊罗斯在获知克瑞西达不忠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论证 ：他想证明什么，他既赞成这样做，又反对这样做，他把自己的“赞成”和“反对”一一列出 ；他的推理过程反抗他的论点，又不能把它推翻 ；他的非理性（unreasonableness）呈现出理性（rationality）的外貌，又不与自身矛盾。一个反击自身的原因，一个与反叛（自己）不谋而合的理由……尽管这些文字具有阴柔的非一致性（feminine inconsistency），还是可以把它视为对下列两者的秘密结盟的评论 ：一者是律法的尊严（dignity of the Law），一者是对律法的粗暴逾越（obscene transgression）。
一 个 论 勋 伯 格 的《 期 待 》（Erwartung），一个论刘别谦的名作。两个插曲为本书的概念性内容（conceptual content）提供了艺术范例。
关于本书的重心
《绝对反冲》把重心放在了黑格尔的身上，在齐泽克看来，拉康虽然重要，但他也只是解读黑格尔的工具。到了 2019 年，拉康的地位再次发生断崖式下跌，因为他声称，西方的全部哲学都发生在五十年间，即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至黑格尔去世的 1831 年。
齐泽克立志延续这一传统，成为黑格尔哲学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继承人和阐发者（当然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继承，至少他“做哲学”的方式就与黑格尔大异其趣）。
齐泽克：本书致力于提升绝对反冲这一思辨概念的地位，使之成为普遍的存有论原理。
齐泽克并不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一味地进行逻辑推理，而不顾及读者的理解能力。他随时可以祭出他的一大修辞利器——以生动实例阐述辩证哲学的精妙机制。
齐泽克
《绝对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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