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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作者徐兆寿、董彦成
种植、建造和生育
——论陈崇正《香蕉林密室》的生命诗学
文 | 徐兆寿 董彦成
作者简介
徐兆寿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1988年开始写作，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400多篇作品，共计800多万字。获全国畅销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20多种项奖。现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师范大学中外写作中心常务副主任等。
董彦成
本硕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会员。
摘 要：
陈崇正的长篇小说《香蕉林密室》通过“半步村”这一虚构地理空间，探索个体与历史、传统与现代、血脉与命运之间的复杂纠葛，展现其新南方写作的文学特质。小说以非线性叙事强化人物宿命感，并通过文学地理的构建，对潮汕地域文化进行了深刻书写。小说中“香蕉林”“密室”“战争”等意象，既融入潮汕地域文化，参与地域文化传承再造，又突破传统地方性书写，融合多种元素拓展新南方写作内涵。香蕉林和密室隐喻生命繁衍与血脉传承观念，却因香蕉无性繁殖暗示期望破灭。密室象征生命母体与时代迷宫，战争、洪水等隐喻社会变革与时代洪流，展现生命在时代冲击下的遭遇。小说融合了现实主义与寓言色彩，构筑出独特的文学空间，并借此探讨传统血脉传承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冲突。
关键词：
陈崇正；《香蕉林密室》；新南方写作；文学地理
初读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便被作者的第一句话所吸引：“那一年，我二叔陈大同手扶门框，十分虚弱地站在门槛上喘气，我很难将之后轰动一时的香蕉林密室，与这么羸弱的人联系在一起。”［1］这明显是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陈崇正在决定以这句话为起势时，《香蕉林密室》的时间线就被叠加了起来。在随后铺陈的故事中，预叙（Prolepsis）这一叙事手法被作者反复使用。区别于马尔克斯，陈崇正的“半部村”侧重展示现实，由此，这种非线性的时间特征所强化的人物宿命感，使得人与土地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阐释。
从陈崇正近期小说创作来看，无论是《香蕉林密室》还是姊妹篇的《美人城手记》，抑或是最新出版的《归潮》，无不显现陈崇正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根脉，这一根脉深植于文学的地域性。因而，在论及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时，能够发现他以虚构的乡土为起点，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历史、传统与现代、血脉与命运之间的复杂纠葛。通过文学地理的书写进而对历史与社会进行深刻反思，也成为陈崇正写作的一大特征。
《橡胶林密室》
陈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
01
新南方写作根脉的初步建立
《香蕉林密室》是陈崇正的首部长篇小说。尽管在出版顺序上相对靠后，但其创作发端却可追溯至“半步村叙事”的早期。该作最初写于2011年，以一篇三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入围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后收录于小说集《碧河往事》。2018年，陈崇正对其进行扩展，发展为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随后发表于2020年第2期的《作家》。陈崇正出生于广东潮州，生于潮州，长于潮州，故乡潮州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北方求学的经历令他获得了在异地反观故乡的契机，也看到了南方独特的文化地理特色。《香蕉林密室》的故事地点在半步村，主角叫陈大同。这一地点和人物形象在陈崇正的多部作品中皆有出现。正如他曾说过的：“我将所有人物都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在这样相对集中的时空之中，一些人物不断被反复唤醒，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反过来唤醒我。”［2］在这个意义上，《香蕉林密室》早于《半步村叙事》，可视为陈崇正文学地理书写的起点。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作者通过对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寓言、科幻等因素糅合，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理空间“半步村”被建筑起来。从半步村开始，陈崇正逐渐寻找到了他的新南方写作的根脉，潮汕独特的地域文化在其作品中得以深刻体现。
新南方写作概念最早与陈崇正有关。2018年，陈培浩认为陈崇正的小说代表了一种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3］。杨庆祥则对新南方写作的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现代汉语写作与岭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马来文化等文化和族群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脉络［4］。要探讨一个作家写作的脉络，首先要将其放在一个空间当中去考量。空间并非仅仅是客观的地理范畴，更是承载着文化、社会关系以及个体情感与记忆的复杂场域。尽管陈崇正本身写作题材涉猎广泛，但“半步村”作为多部作品中的一个鲜明的地标所存在，位于“南方以南”的半步村正是作者践行新南方写作而不断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具有丰富的内涵。
作为小说题目的“香蕉林”是典型的南方意象。这片位于栖霞山脚下的香蕉林宛如一座绿色迷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香蕉林究竟有多大，“有人说有一百亩，也有人说至少五百亩，甚至更多”［5］。在陈大同接手香蕉林之前，这里已经被冠以“迷魂阵”，“有人在山洞里迷路，便再也没有出来过”［6］。读者正是置身于这座绿色迷宫中开启阅读，陈崇正借此塑造了南方的空间意象。小说中陈大同首先播种的是水稻，这种依赖灌溉的作物，正是南方农业的典型象征。然而，在连绵暴雨导致新收的稻谷全部发芽后，他在铁如意的建议下转而种植香蕉。一年后，层层叠叠、连绵起伏的香蕉林蔓延开来，而在这片林木之下，则隐藏着四十多间通过暗道相连的密室。这一层层交错的空间结构，使得“香蕉林”不仅是现实的景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隐喻。
潮州作为陈崇正的故乡，不仅给予了他实感的生存体验，更塑造了作者深刻的文化心理认同。对自然风物与民俗文化的熟稔帮助陈崇正在构建南方村落时得心应手，地域文化与文学表达紧密结合。小说中诸多场景基于真实生命体验展开细致描摹，如陈星河与父亲陈大康前往栖霞山祭拜神仙的情节：“我父亲陈大康用扁担挑着两只小篮子，一只篮子里摆着前一天刚卤好的狮头鹅；另一只篮子放着纸钱、茶叶和一罐美酒。他穿着布鞋，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而我，紧紧跟在他的背后，手里捏着一只手电筒。手电筒发出的光，成为漆黑的大山之中唯一的一点光亮。”［7］对于半步村、栖霞山可能尚有名称上的虚构，但是对于篮子中用来祭拜神仙的物品，父亲的脚步，光亮等细节的描写却充满了生活的真实质感，生动地展现了潮汕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俗风情，这不仅是对于地方文化的记录，更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中。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性理论中，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以及表征的空间，其对应特征是感知的、构想的和亲历［8］。作为空间实践，位于东州市碧河镇栖霞山的半步村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属于“南方以南”。这一特殊的区位赋予它与其他地域不同的自然风貌、气候特征等，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独有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香蕉林密室”——原本是一片杂草丛生、充满孤坟荒冢的荒地。陈大同通过两次种植完成了对香蕉林荒地的占有，并在地下建造了设计精妙的密室，完成了他对空间的表征，随着妻子彭细花的去世，香蕉林再次沦为荒地。在小说第七章美人城获得两亿投资时，作者对半步村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忆梳理，从梅花寨到陈氏宗祠再到半步村，这不仅是对故土历史的回溯，更是作者重新构建南方地域文化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创作实践，陈崇正成功构建起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南方以南”的文学世界。表征的空间充满了个人的情感，香蕉林除了是陈大同和爱人的生活场所，也是多种文化的汇聚地，是作者以潮汕文化为根基，进行多元文化融合的载体，以铁吉祥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碰撞与交融。半步村更是陈崇正文学创作的核心场域，标志着他新南方写作根脉的初步建立。
02
作为生殖隐喻的香蕉林和密室
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映照出特定历史阶段的风貌。《香蕉林密室》中，陈崇正以独特的叙事架构起充满现实隐喻与时代映照的文学空间，小说中的隐喻为读者留下了更多阐释的空间。从小说题目出发，“香蕉林”和“密室”正是解读陈崇正《香蕉林密室》的密钥。
理查兹在《修辞哲学》中提出，隐喻是两个不同事物的思想在一个词或短语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事物是“喻体”，另一个是“本体”，喻体的某些特点会通过隐喻转移到本体上，二者相互作用产生新的意义。在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中，香蕉林与密室的喻体蕴含着深刻的原始意味，香蕉林和密室既是现实空间中的一部分，又有着超越现实的神秘感。在马华作家张贵兴的《猴杯》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香蕉林与殖民暴力和家族记忆紧密相连；而在陈崇正的作品中，香蕉林指向生育与繁衍。从现实隐喻层面来看，香蕉林与密室承载着人们对生命繁衍最本真的渴望，是传统血脉传承观念的具体化象征。陈大同在即将迎来爱情的冲动驱使下，种植香蕉林并完成密室扩建，是力比多驱动下对繁衍与亲密关系的追求。香蕉的形状和生长方式是一种男性生殖力的表现。生命力旺盛的香蕉树，遭遇砍伐后仍能继续生长。“香蕉都是生一串的”［9］，这一点与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中将香蕉树视为生育象征的观念相契合。书中，香蕉林的密室被记者归结为“女性的子宫”［10］，体现了其生殖意象。
然而，香蕉作为无籽的三倍体植物，仅能通过无性繁殖，这一特性隐喻着陈大同对美满爱情与繁衍后代的期望最终落空，一切化为泡影。与香蕉林产生紧密关联的众多人物，香蕉林的“无籽”也成为他们个体命运的终极隐喻。陈崇正在对潮汕文化进行反思时，将潮汕文化归类为求险、求实和求神，这三者都强烈指向传宗接代这一传统诉求［11］。在《香蕉林密室》里，“无根”和传承的传统诉求构建起二元对立结构。其中，“无根”的男性形象塑造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代表人物分别为陈大同、肖虎、龙大志和关多宝。
陈大同与彭细花生下的孩子陈风来，因尚在母胎时被打针，致使先天智力与语言功能受损。经历关立春事件后，陈大同无奈忍痛杀子，随后陷入疯癫状态，其血脉传承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是“无根”在他身上的极端体现，这一悲惨遭遇，不仅是生物学上血脉传承的彻底断绝，更是精神层面的意义崩塌。他失去了作为父亲的尊严和责任，香蕉林成为他求而不得的繁衍梦想的象征。肖虎的“无根”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他身为计生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无根”的范围；另一方面，后期陈大同为复仇，以物理方式使其失势，让肖虎自身也完成了“无根”的命运转变，从施害者变成受害者，自身也陷入血脉传承断绝的境地。龙大志因自身的疯癫，让米小年选择放弃孕育生命，米小年在密室中打掉孩子，龙大志也因此成为“无根”的典型代表。关多宝生了四个女孩，始终执着于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想法，这种执念最终未能实现，本质上也是一种“无根”的体现，反映出他在血脉传承上的焦虑与无奈。陈崇正通过这四个维度对“无根”的书写，深刻揭示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以及传统血脉传承观念在现实冲击下的破碎。
如果说香蕉林是“无根”的象征，密室则是生命母体与时代迷宫。从空间属性来看，密室犹如一个封闭的微观社会，它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纷扰，却又将时代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浓缩其中，成为窥探社会现实的一扇窗口。密室作为精神的依存之所，为龙大志提供了一个可以逃避现实压力的港湾，在这里他得以暂时忘却外界的纷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密室也可视为子宫的意象，将现实世界隔绝开，成为半步村孕妇们的庇护所，是生命起源和延续的象征。作为时代的迷宫，肖虎迷失在迷宫当中，隐喻着时代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肖虎在执行权力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自身也被权力的漩涡所吞噬，展现个体在复杂的时代环境中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密室中的种种遭遇，就像是时代发展道路上的重重迷雾，让肖虎这样的人物深陷其中，无法找到出口。密室的母体隐喻来源于陈大同的发现：“在这个瞬间，我二叔打消了他所有的念头，他突然发现，真正的密室原来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只是他一直都忽略了。那里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12］密室也成为了陈大同的行刑场，这一设定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现实映照意义。陈风来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消逝，更是时代悲剧的集中体现。他因母胎中的意外而先天残疾，最终在密室中走向生命的尽头。密室成为时代悲剧的见证者，它将陈风来的悲惨命运定格。
《香蕉林密室》中，香蕉林不仅是南方自然景观的实体存在，同时融合了生育、繁殖等多重隐喻。香蕉林密室是陈大同和妻子的安身之所，庇护过疯子龙大志、逃犯莫吉，也接纳了关多宝一家与待产的孕妇们，承载着生命的兴衰。香蕉在一些文化中被视为“天堂之树”，书中香蕉林原本是一个爱情和生育之地，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半步村肥沃的香蕉林丧失了生养能力，不再是乌托邦，而沦为一座“烂尾楼”，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香蕉林密室》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战争并没有来，来的是一场大洪水”，洪水、战争、台风甚至是火焰这类南方特有的自然灾害，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现实隐喻。从小说开篇，战争的阴影便悄然笼罩。外出多年的铁如意，这位有着越战经历的人物，与陈大同聊天时说：“你的夜光壶呢，再不出手就贱了，听说过没，外面要战争了。”［13］基于对铁如意的信任，陈大同对此深信不疑。战争并非是军事上的攻击，隐喻着的是社会变革的风暴。在小说的深层语境里，洪水更暗示着社会变革进程中那股强大且无法阻挡的时代洪流。当洪水如猛兽般席卷半步村时，整个村庄瞬间陷入混乱与危机的泥沼。原本有序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秩序土崩瓦解。
麻阿婆的自杀为战争拉开了帷幕。麻阿婆是半步村长期以来的接生者，她的逝去，让半步村的接生任务传递到了彭细花的身上，而彭细花所处的密室，也构成生命母体的隐喻。陈大同对着彭细花说：“这就是战争，细花，这就是铁如意所说的战争。”［14］表面上的战争是陈大同和肖虎之间的，实际上则是密室作为“子宫”同时代潮流的战争，也可视为生与死、文化传统和社会强制需求间的战争。尽管在密室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有新生命的诞生，象征着生命的顽强与延续，但最终香蕉林密室还是未能逃脱被付之一炬的命运。当不可抗拒的“台风”过境，吹倒了香蕉树，倒地的香蕉树宛如一个个失去生机的生命个体，伴随着台风的离去，彭细花——半步村最后一位接生者逝去，隐喻着生命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的消亡。
香蕉林、密室、战争和自然灾害共同构成了《香蕉林密室》的隐喻，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香蕉林已经荒芜，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下人们对密室的狂热，密室也逐步开始为《美人城手记》做好铺垫，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科技文明异化。
03
深植于潮汕文化的在地叙事
潮汕地区的文化深受海洋文明、移民传统和本土信仰的影响，其中巫文化在潮汕的民俗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香蕉林密室》中，民间巫文化不仅仅是神秘的文化符号，而是融入到了小说的整体叙事之中。
民间巫文化作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形态，起源可追溯至人类文明早期。族群首领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大巫师，巫者被视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他们通过占卜、祭祀、咒语等仪式，试图掌控自然、预知未来、祛病消灾。小说多次运用超现实的手法，通过民间巫文化对人物命运进行暗示。陈崇正将原本属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及寻根文学特征的“预叙”手法，借助巫文化进行了在地的转化，成为了一种预示。小说中的铁如意等人仿佛能够预知未来。在与陈大同喝酒时，铁如意跟对方说：“看你的面相，你命中有一个儿子，但还是不要的好，不管你信不信，这儿子还是不要的好，你还是生个女儿吧，女儿可以做你的贴身小棉袄。”［15］铁如意这样一种酒后的“预言”，很快就被陈大同抛在脑后，陈风来因为打针受损的表达系统促成了悲剧的诞生，也是陈大同疯癫的缘由；疯子龙大志还在香蕉林密室的时候跟铁鸽老头说，自己最终会变成“高僧”，后来成为木宜寺的方丈；蚂蚁婶子成为鳏夫陈大同妻子和陈风来的后妈的时候，提及第一任丈夫病死的那年，“家里来了个和尚，安慰我说远方还有个丈夫和儿子”［16］；肖虎说彭细花托梦给自己说停顿客栈的地基下面有两块墓碑，陈大同挖下去果真出现两块墓碑。这种将民间巫文化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极大地增添了小说的神秘氛围，以独特的文化元素吸引读者深入探究；另一方面深刻体现出地域文化对人物命运的潜在塑造作用，从文化层面挖掘人物命运轨迹背后的深层逻辑，进一步丰富了新南方写作的内涵。
叙事者陈星光在讲述以陈大同为代表的半步村的故事时，经常性的提前向读者透露将要发生之事。小说开头就预示了陈大同与香蕉林密室的联系，往后不断提醒读者，陈大同在向修建香蕉林密室这个行为靠近。此后，借助“如果……知道……”“……并不知道，以后……”这类句式，向读者暗示将要发生的事情。预叙作为一种文学策略，通过提前告知后面的情节，读者被置于“全知视角”，但同时又因细节的缺失而对过程产生好奇，形成独特的阅读体验。《香蕉林密室》中，这些有意无意能够窥见未来的人和作为叙述者“我”的陈星光，是小说中一个突出的存在。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预叙是一种“提前叙述未来事件”的叙事策略。这种手法不仅预示了角色的命运，还暗示了历史循环的不可逃避性。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及寻根文学影响的陈崇正选择大量使用预叙，在小说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前两者的效果。陈大同和蚂蚁婶子都被别人预示过自己的命运，因为此类预言真假混杂（比如铁如意预言的战争就未到来，而是以别的灾祸出现），所以几乎没有人会放在心上；铁如意和龙大志并不自知他们或预见了别人，或预见自己的命运。陈大同根据铁如意建议，修建名为“停顿”的客栈，似乎预示了将来美人城终将烂尾，但没有人会停下来。
潮汕巫文化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更是潮汕人世界观、社会关系、民俗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80后”的陈崇正目睹了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不再建立。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见证者，“我们可以从祖辈和父辈中感受到某种属于上个世纪初延续下来的精神秩序，也可以从比我们年轻的下一辈身上看到全新的精神建设。我们看到城市对于乡村的摧毁和乡村对城市的反覆盖，看到城市越来越像农村，而又是‘失神’的农村，没有神了，上帝已死”［17］。侧重展示现实的《香蕉林密室》中，因为预示（角色）和预叙（叙述者）的存在，人物似乎被命运牢牢地钉在了各自的轨道上，这种非线性的时间特征一方面强调了宿命感，一方面突出了潮汕地区人与土地的关系。陈大同一次一次遭受生活的挫败，一次又一次重新燃起希望，就像遭遇砍伐后仍能继续生长的香蕉树一般，他几乎无视命运的预言，而是照常生活，给予着爱，也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所强化的人物的宿命感，使得人与土地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阐释。
《香蕉林密室》的另一叙事特点体现在小说的套层解构上，在一个故事中嵌套着另一个或多个故事，形成故事中的故事。譬如在讲述陈大同的故事时，往往会插叙其他的故事情节，犹如电影中的闪回一般。在《香蕉林密室》第一章第二节“外面要战争了”中，陈大同询问铁如意的过程，作者在叙事中嵌套了铁如意、铁吉祥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交织、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网络，读者或听众在跟随主线故事的同时，又会被引入一个个新的故事迷宫中。同样是因为这样相互交织的故事线，叙事让众多人物的故事线在后期进行了叠加，读者一开始认为被陈大康溺死的女婴，却在故事中后期揭露当时的女婴生存了下来，并以钟小界的身份进行回归。
《香蕉林密室》的书写本身如同书中陈大同对于密室的建造：“而在这地底下，星罗棋布的密室有四十多间，有暗道相连互通。数不尽的通道，数不尽的分岔，数不尽的死路，还有垂直于地面的暗洞，没有绳索无法往回走的斜洞；有些道路通向蛇窝，有些道路通向蝎子窝蜈蚣窝，有些道路通向暗流汹涌的泉眼，有些道路通向无法穷尽的曲折深洞。”［18］小说第十四章整体以书信为主，小说在情节设置上也存在着多个相互关联的叙事环，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叙事网络。在关立春的信件中，以插叙、回忆的手法打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顺序，属于叙事时间的“时间倒错”，读者在不同的时间片段中穿梭，拼凑出完整的故事脉络。如果说关立夏记住了密室中的线路，关立春则串通了密室中所有腔室，并以书信的方式将前期埋下的伏笔一一厘清，结合关立春的书信，才能够真正理解陈风来“菩萨”背后的含义。如同推理小说一样，将所有故事零散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叙事链条。小说末尾的书信让人联想到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中《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香蕉林密室》中的信出自关立春，也以她的视角纵览了全部的故事情节，完成了所有的叙述。
陈崇正的写作，深植于潮汕文化的土壤，并在文学地理的框架下，塑造出一个兼具现实与隐喻双重意义的“半步村”世界。《香蕉林密室》不仅是一部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小说，更是陈崇正对潮汕文化、南方地理以及时代命运深刻思考的文学表达。香蕉林与密室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域，更是承载象征意义的重要意象，它们既指向生殖与繁衍，也映射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迷失与挣扎。这不仅仅是对家乡风物的描绘，更是对传统乡土伦理、社会结构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思。香蕉林的繁茂生长与终将荒废，密室的开辟与最终消亡，映射出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也呈现出潮汕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
陈崇正以虚构的手法搭建了“半步村”“碧河镇”这一精神原乡，完成了对历史的现实隐喻和时代映照。同时，融入了本土文化特质的《香蕉林密室》在时间的交错、人物的命运编织以及现实与象征的融合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特别是对于新南方写作的探索，使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再现，更是在现代汉语文学版图上拓展出新的书写方向。小说以“香蕉林”与“密室”作为核心意象，将生命、生殖、权力、时代变迁等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多层次的隐喻网络。这样一个以潮汕文化为根基而构建的地域，正成为他对社会变革、人性挣扎以及文化传承进行深刻剖析的独特舞台，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探索范例。
注 释
［1］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页。
［2］陈崇正：《半步村叙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3］陈培浩：《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文艺报》，2018年11月9日，第5版。
［4］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第51页。
［5］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7页。
［6］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8页。
［7］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7页。
［8］［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9—60页。
［9］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84页。
［10］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84页。
［11］陈崇正：《细密的土壤与不确定的虚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
［12］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34页。
［13］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3页。
［14］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页。
［15］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49页。
［16］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页。
［17］陈崇正，陈培浩：《时代于历史魔幻与虚无——关于小说如何可能的对话》，《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6期。
［18］陈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97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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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林密室》
陈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
内容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5 年 第 3 期
作者：徐兆寿 董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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