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大佐三泽金夫没想到,自己会倒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

更想不到,他会成了整个抗战中中国军队俘虏的最高军衔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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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下来”的车桥

车桥镇,不大,地图上一个拇指盖就能盖住,但1944年,这地方没人敢碰。

日军说过一句狠话:如果新四军攻下车桥,他们就退出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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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虚张声势,他们在车桥布下了整个苏中最坚固的防线。

53座碉堡,两丈高围墙,围着一条主街,街道中心是指挥部,周围是哨所、火力点。

外围是沟渠和地雷阵,工事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守军可迅速调动,整座镇子像一个钢铁刺猬。

镇内日军80人,伪军500人,战斗力远超数字,每一个碉堡,能守三天,每一个火力点,能覆盖两个街区。

粟裕看过地图,没说话,他盯着镇子中心的指挥部,“我们不从外围啃,我们从中间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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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指挥员都愣了。

车桥不是第一次打,三年前,新四军三支部队尝试包围,最终铩羽而归。

外围碉堡一旦有动静,镇内即刻升警,碉堡火力封锁街道,任何冲击都变成送死。

更麻烦的是,车桥不是单独的军事目标,而是整个苏中战略联系的咽喉。

它正好卡在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的中轴点上,四地根据地分裂,来往只能靠游击通道,一旦被日军控制,就形同断血。

粟裕很清楚这点,他也知道,不仅是地理,是政治,是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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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车桥,不只是打下一个镇,是打穿一堵墙。”他说。

毛泽东电文来的时候只有两句话:集中兵力,歼灭有生力量。

意思很明白,车桥不一定非打不可,但只要打,必须拿下,不能伤筋动骨。

粟裕答复很快:“我们从中间掏,不打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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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掏?

这不是一次普通突袭。

粟裕集中了5个主力团,近8000人,几乎调动了整个第四师可用的精锐。

光火力就比日军多两倍,但他只分了三个方向:一个打中间,两个截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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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方向由第七团与特务团组成,任务只有一个:夜间突破围墙,强攻街心。

侦查花了10天,地形图不准,他让地方党支部挨家挨户画,甚至动员了一个村的手工匠去模拟沙盘。

最终作战命令是手绘的,每一个碉堡位置、敌人转弯频率、巡逻路线,标得密密麻麻。

决定性情报来自一个投诚的伪军,他在晚上送水时,发现围墙一侧的护沟未设地雷,是换岗通道,粟裕当即决定,从这里进。

夜里下了小雨,第七团趁着雨声接近围墙,用厚毛毯盖住铁丝网,再用竹梯搭桥,进攻开始到突入,仅用了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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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刚进镇子,枪声就炸开了。

街心守卫发现不对,立即开启机枪火力,街道宽约四米,左右都是高墙,只有中间一条直路,进攻方完全暴露。

第一个连被压得抬不起头,前面倒下五人,后面没法上去,战斗一度停滞。

粟裕下达死命令:“火力压不住,就贴上去。”

一个排趴着滚到了墙根,从窗户塞进了手榴弹,爆炸声起,碉堡守军被震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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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团立刻分三路,从街心向两边推进,挨家挨户清巷战,用的是短枪、匕首,清得很快。

碉堡内日军负隅顽抗,他们手里有轻机枪,还有煤油瓶炸弹,一个碉堡里困了五名新四军,他们扔光了所有弹药后点火自焚。

但其他队伍推进很快,30小时后,街道打通,敌人被分割包围,第一团在芦家滩设伏,专等增援日军。

芦家滩是唯一从宝应通往车桥的通路,日军一听车桥有变,立即派出两个中队增援,共计800余人,全部机械化。

前锋是骑兵,后面是卡车,最后是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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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安排很毒,他让民兵在必经之路设雷场,掘塹壕,专卡车尾,一旦进雷区,前进受阻,后退无路。

伏击打响时,正是日军推进中段,骑兵中弹坠马,卡车被地雷掀翻,前后混乱,第一团分两路斜插,直接割断。

接着是白刃战。

这不是正规作战,夜色里,刺刀、匕首、铁锹齐上,日军怕夜战,又听不懂命令,许多新兵四散而逃。

中队长三泽金夫被俘,他身中两枪,仍不肯下跪,骂了半天,终因失血过多毙命,他是抗战中中国军队俘虏的最高日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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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援军全灭,正面战斗告捷,守军在清晨被全部清除。

粟裕没有庆功。他说了一句:“打得好,但带兵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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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战果”

清点战果的时候,没人说话。

总指挥部的旗帜插在镇中心旧钟楼上,一个特务兵提着三泽金夫的军刀,满身是血,后勤统计了一夜,才得出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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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歼灭日军460余人,俘虏24人;伪军500余人,一律解除武装。

碉堡50座被摧毁,部分用炸药,一部分直接点火,烧了三天三夜。

日军设在苏中、淮北、宝应的十二处据点全部弃守,撤退过程混乱,带不走物资,连尸体都没掩埋。

那24个俘虏是重点。

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日军很少被俘,一是因为组织极严,一旦陷落就自裁;二是因为中国战区前期主打游击和牵制,没法包围,更谈不上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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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俘虏1人;平型关大捷,0人,车桥拿下24人,不是偶然,是全面瓦解。

有日军老兵被问道:“你们为什么不退?”他说:“不知道,上面说镇子不可能被突破。”

“我们是被从中心剥开的。”这不是普通的战术崩溃,是心理崩溃。

镇上还有一处驻兵点,在投降后自尽,12名日军集体上吊,理由是“防线被突破,违反军令”。

这批人本是北支派遣军调来的精锐,在南京、徐州多次执行清乡、扫荡、报复任务,自信极强。

日方曾在密电中称他们为“中原之刃”,但在车桥,彻底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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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后来总结说:“打的不是一个镇,是整个日军系统性信心。

车桥陷落后的第七天,日军南线部队收缩到扬州,苏中战区连接打通,四块根据地连片。

从分裂状态回归统一指挥,为后期苏中反攻打开突破口,更重要的是民心。

从车桥解放开始,新四军进入镇内,民兵立即涌上街头。

自发组建队伍摧毁工事,铲除地雷,烧掉伪军岗楼,三天之内,超过3万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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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没有再打,他下令全部撤出镇区,留下政工队,他说:“镇打完了,但人心要种下去。”

这不是战术,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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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见了什么?

粟裕没去延安,但延安看到了他。

1944年3月,战报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完,亲自复电:

“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以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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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只有一行,但在整个八路军系统引起震动,从一场8000人规模的敌后战役,毛泽东看出了粟裕的战略级能力。

为什么?

不是因为俘虏了24名日军。

不是因为打通了四块根据地。

是因为粟裕没走老路。

传统打法,攻坚必须先清外围,清不掉就耗,耗到敌人援军赶到,战役结束,粟裕完全反着来,主攻街心,放弃碉堡,先割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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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打法没人敢用,失败就是死,但成功后,直接废掉敌方战术体系,他绕开了敌人的强处,用了自己的灵活机动,用“掏心”对“硬壳”。

毛泽东在后来的干部会议上点评此战,说了一句:

“不是围城打援,是打城又围援。”

这句话翻转了“敌后游击战只能保存实力”的旧公式,等于为下一阶段反攻战略开了口子。

三年后,孟良崮战役,粟裕指挥的已是60万华东野战军。

敌人是号称“王牌之最”的整编七十四师,装备美械,火力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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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法没变。

打的是“点”,割的是“援”。

战场在变,人没变,毛泽东看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