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封举报信赫然出现在南京公安局，竟然是举报街头一个做生意的小摊贩，说他是个特务。
接到举报，公安局立刻派人前去调查，竟发现此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反省”院和“感化”院院长。
公安局立即将此人逮捕，因为他曾经在国民党混的风生起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经历，被捕后的他无法辩解，想说什么，可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法庭上，审判长鞠华看了看下面受审的人，宣布：
"被告人鲍君甫，又名杨登瀛，经本庭审理查明，曾任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杨登瀛听到这判决，目瞪口呆，瘫坐在椅子上，如果再不开口，自己恐将命不久矣.....就在被带下去的时候，他声嘶力竭地喊：“我不是特务，我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个大特务竟然声称为我党做过重大贡献？一时间鞠华也拿不定主意，担心误判了，只能向陈赓将军写信求证。几个月后陈赓的回信才姗姗来迟，他情真意切地回复如下：
这名国民党大特务是何时投向我党的？他为我党做过什么重大贡献？他与陈赓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
逆光而行，爱国者的蜕变
杨登瀛，祖籍广东，自幼在日本生活、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十一年的留学生涯，使得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的经济、文化、民间风俗等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了风起云涌的上海滩，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也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也是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剑虹。因为两人是广东同乡，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互相帮衬，一来二去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了陈立夫，在那里他成了陈立夫最信任的人，杨剑虹也将杨登瀛介绍给陈立夫，就此杨走进了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的圈子里。
在此期间，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6年，一个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人想要跟他学习日语，杨登瀛非常好客，欣然应允。万万没想到，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举杯论时局，吟诗抒抱负，两人逐渐成为了志趣相投的密友。
1928年的春天，陈立夫建立了“中统”，他命令杨剑虹帮他物色人才，杨剑虹第一时间想到自己的好友杨登瀛，于是邀请他加入。
但是，当时的杨登瀛刚因为公开指责蒋，被关进牢里，才放出来没多久。如今又让他加入“中统”，他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看透了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不愿为其卖命。
此时，恰逢陈养山暂居在杨登瀛家中，陈养山得知此事之后，多次与杨登瀛彻夜畅谈。杨登瀛了解到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勇敢无畏，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好组织，经过再三考虑，他向陈养山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陈养山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打入到国民党内部的机会，他立刻向组织汇报情况，并建议抓住这一良机与杨合作。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十分重视，派陈赓与杨登瀛面谈。
并肩而行，开启双面间谍人生
1928年5月，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店。一想到自己要与“背过中正”的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登瀛的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和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庚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他不禁松了一口气，慢慢放松下来。
陈赓与他约定：在调查科站稳脚跟后，尽快打进淞沪警备处内部，同时也要与租界搞好关系，争取赢得他们的信任。陈赓还给他安排了个保镖连德生充当联络员，每月还提供充足的经费，以便他开展工作。
当时有汽车的人非常少，为了让杨登瀛看起来更有身份地位，我党又为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还给他安排了专职秘书。
博取敌人信任，巧妙打入敌核心
此后，杨登瀛便化名为鲍君甫，打入敌人内部。为了进一步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信任，获取更多情报，杨登瀛根据我党的部署，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入了国民党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登瀛便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对二人热情招待，以巩固私人友谊。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死对头，他便设法将张道藩的绊脚石挪开，张对他感激涕零，视其为知己，说：“老兄，你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找我！”
为了应付国民党，我党经常将一些党的宣言、内部传单、刊物等真真假假的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方面刚刚侦察到我党的一些活动，我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刻上报调查科。
我党甚至还会在租界内布置一些假据点，放上几本册子、文件，让杨登瀛带人前去破获。在多次的默契配合下，杨登瀛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调查科中办事节奏最快，能力最强的人，他获得了国民党高层的赏识。
后来，杨登瀛的上司杨剑虹因为青帮内讧而自杀，陈立夫赶赴上海，亲自将委任状交给杨登瀛。委任状上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有了这份委任状，杨登瀛在上海处理事情就方便多了。后来，虽然调查科的主任换来换去，但每一任都非常欣赏杨登瀛。
杨登瀛此人的真可谓是八面玲珑，虽然身处敌营，但他长袖善舞，仿佛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步都有惊无险，游刃有余。
杨登瀛不仅经常给我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还配合组织铲除了许多叛徒，营救了不少同志。
有一次，上级交给杨登瀛一个任务，让他给巡捕队送去了一封密信，巡捕队随后在平凉路的一个秘密据点，当场逮捕了七名我党同志。原来是有叛徒出卖组织，杨登瀛送信时毫不知情，当看到我党同志被捕的惨状，杨登瀛恨得牙痒痒，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叛徒。
杨登瀛明察暗访了许久，一无所获，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叛徒竟然找上门来了。
因为在那个叛徒看来，杨是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他神秘地将事情讲给杨登瀛听，还炫耀自己的“功绩”。此时，杨登瀛才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原来此人就是那个叛徒。杨登瀛不动声色地将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向组织汇报情况，最后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营救关向应
1931年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关向应，并从他的居所搜出了一大箱文件，这些文件中有许多涉及绝密。党组织知道后，命令杨登瀛务必尽一切力量设法营救，并将其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
巡捕房的人经过一番拷问，在关向应的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就把目光转向了那一箱子文件，国民党得知消息后，也想从中获取我党的情报，便提出由他们派人来清理这些文件。但是，兰普逊借口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
日本人不懂这些文件的内容，于是兰普逊就安排刘鼎以文件专家的名义，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和杨登瀛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第二天早上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换进去。经过一星期的研究，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都是“学术资料”，被捕者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学者。
关向应积极配合杨登瀛，装得碌碌无为，悲观消极，从而蒙混过关。最后租界对于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后便释放了。关出狱后去往香港，随后又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作战。
杨登瀛用他的机智和勇敢，多次拯救与我党被捕人员于危难中，为我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4月24日，叛徒供出党的所有秘密，幸有深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党组织得以转移，才幸免于难。在异常危急的情况下，28日陈赓找到杨登瀛，告诉他：“你已经暴露了，快点到别的地方去躲躲吧。”
杨登瀛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你真够朋友，如此危难之时，还没有忘记我。”
但为了不让前期的辛苦潜伏白费，杨登瀛告诉陈赓，有张道藩在，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如果此时撤退，那后面就没有机会回来了。陈赓无奈，只得同意让他见机行事。没想到的是，两天后杨登瀛就被捕了，国民党对杨登瀛恩威并施，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供出我党任何情况，还痛斥他们冤枉好人。
审了许久，国民党也没有实质的把柄，经过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1934年又安排他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由于杨登瀛在国民党中混得风生水起，许多人都知道他，所以1950年他才被人举报。经过陈庚的证明，公安局调查之后证实他为党组织做过的贡献，便判牢狱一年，但由于在狱中时间已够，于是当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