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24日，在法庭辩护中，禹作敏先后三次为自己所犯罪行进行辩护。其中包括“窝藏刘云章”、“向北京某机关干部行贿”、“对刘玉田家属采取非法管制行为”。
检察官对禹作敏的三次辩护理由，进行了逐条反驳。关于此案，检察官表示：“不管如何辩解，都不影响定罪。”那么，禹作敏辩护的三条，到底实事如何呢？
大邱庄的第一条人命案，死的人是刘玉田。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和他告状，说自家女儿被家具厂厂长刘金云给玷污了。禹作相告状前，已经找人把刘金云打了一顿，但他不解气。禹作相说：“子不教父之过，要给刘玉田个教训。”
禹作敏觉得有理，便给出了处理方案：“把刘玉田拖到大街上，啐口痰，恶心他一番。”结果，禹作相把老人叫到大街上，和收拾刘金云一样下狠手打。他没考虑到老人没年轻人抗打，很快就没了气息。
案发后，7名打人的凶手，全都被抓了进去。此时的禹作敏，已经是大邱庄的“土皇帝”了，在大邱庄发生的大事小情，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见公安局这么不给面子，禹作敏就决定“对着干”。他先是组织为凶手家属募捐，还开大会声讨死去的刘玉田。然后，把刘家七人全都赶出了所属企业，对他们的住宅进行监视，并且限制他们和外人接触。
但是，禹作敏在法庭上辩护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刘家，怕他们自杀，也怕他们被别人杀，是出于好心。
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二桩命案，死者叫危福合。1992年，大邱庄的华大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逝。禹作敏下令，对华大公司进行“审查”。“审查”的全程，不光是审问，还有用刑。在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里，放着录像设备，和电棍、皮鞭。
负责“审查”的人，都是禹作敏的亲信。其中，具体执行的负责人，正是禹作敏的二儿子，时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的禹绍政。他们对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等多人，进行特殊“审讯”。
那会儿是12月份，大冷天。受审者要脱去上衣，接受“询问”。如果这些人不承认犯了“经济”、“生活作风”等问题时，便会遭来一顿毒打。打完以后，把人非法关押起来。
为了让打手们卖力干活，禹作敏还给他们发钱。得了钱的打手，下次动手更加卖力了。12月13日，华大公司养殖场的职工危福合，被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叫去“审讯”。
华大的李凤政一倒下，所属企业就被划归到了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集团管理，而养殖场就归到了万全名下。这也是刘云章“审讯”危福合的主要原因。危福合不承认他上班期间贪污，便被刘云章和派来的人一顿毒打。七个小时的审讯、殴打，最终导致危福合仅剩下了一口气。打手们见状，赶紧把人送往大邱庄医院抢救，但没有把人救回来。
危福合的死亡，令主持这场殴打的刘云章吓坏了。他马上找到“少主”禹绍政求助。禹绍政了解情况后，又告诉了“庄主”禹作敏。禹作敏认为参与的人太多，面太大，可以让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在警察来之前，禹作敏已经编好了这场戏。
简单地讲，刘云章、李振彪等4人“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晚饭时间，3人走了，留下了李振彪一人看守。结果，不知从哪里来了20多人，把危福合打了一顿跑了。
为了制造假证据，李振彪快速地伪造出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笔录，然后让刘云章拿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此外，刘云章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布置。
干警来到现场后，马上看出禹作敏等人有说谎行为，并提取了刘云章等4人的脚印。刘云章等人吓坏了，禹作敏见状，安排他们离开了大邱庄。2天后，市公安局加派警员，再次前往大邱庄勘察。禹作敏害怕事情暴露，直接下令：“扣人！”来的干警全被扣下，直到13个小时后，市长聂璧初亲自打电话，禹作敏才把干警们放了。
几天后，禹作敏以为上面不管了，便让4人回大邱庄藏匿。禹作敏担心危福合的家属闹，便甩给他们6.5万元。
1993年2月，市公安局发出《通缉令》，派出400名干警前往大邱庄抓人。但在禹作敏的阻拦下，并未有实质性进展。为了对抗公安局，禹作敏鼓动村民罢工、停产，市委决定搞个工作组，进驻大邱庄帮助恢复生产。但工作组也被挡了回去。
与此同时，禹作敏已把刘云章4人送出去了。在辗转各地的途中，禹作敏可谓大手笔。为了方便行事，还贿赂了北京某机关的一名干部。
在这个问题上，禹作敏说他和二儿子禹绍政在经济上不通气的。也就是说，他二儿子行贿，和他没关系。
为了彻底解决大邱庄的问题，市委和市公安局联手推进行动。当刘云章等人落网或主动自首后，经审问，禹作敏的问题也浮出水面。4月，公安机关对禹作敏进行拘留，数天后，对他依法逮捕。
对于窝藏刘云章等4罪犯。禹作敏说：“是有人暗示我让4名重大嫌疑人逃跑的，我才这么做。”
通过案件的全面梳理，明显看出禹作敏就是背后的策划者。
8月27日，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禹作敏的案件就此落下帷幕，一个长期为所欲为，公然对抗法律的罪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