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临终那天，杨伯涛盯着天花板说：黄维是个外行。
没人敢接这句话，只有床边的亲属知道，他骂的不是人，是一整支军队的命运。
淮海战役中的关键决策失误
1. 放弃蒙城，走进包围圈
1948年11月13日，黄维带第十二兵团，从河南鹿邑出发，目标明确，北上救援被困在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
12万人马，号称中央军精锐，坦克、榴弹炮、迫击炮齐全，配给充足。
但杨伯涛心里发冷，他的第十八军打头阵，一进安徽就发现不对劲。
“解放军不是打阻击，是让我们过。”杨伯涛看着地图，“这不像救人，是在请君入瓮。”
黄维不听，他更信电报，南京来的：“速进，黄百韬危急。”
杨建议在蒙城设防，构筑阵地，等情势明朗再进，黄维摇头，只一句：‘总统命令，不能迟疑。’
11月16日，兵团通过涡阳，再往北，就是双堆集。
三面是水田，南边是老沟渠，唯一的退路就是他们刚走过来的那条公路。
24小时后，这条路被切断，他们身后是陈赓、粟裕，前面是刘伯承、邓小平，第十二兵团被合围。
没人通知黄维，他是被前线侦察兵冲进司令部骂醒的。
“南边，没了！我们的后勤车，全炸了！”
地图摊开，像棺材盖。
错失突围时机
11月23日凌晨，杨伯涛冲进司令部，扯着嗓子喊：‘现在突围，还来得及！’
黄维没看他，他在等南京回电。
“不能擅动。”
杨退到外头，狠狠地把钢盔摔在地上。
三小时后，蒋介石电复：可动，但务必与李延年兵团汇合。
黄维决定往固镇方向突围，派参谋李先智去联络李延年。
当天晚上，参谋在途中被俘，联络失败，计划暴露。
这时候，杨伯涛已经急得把突围方案都写好了，直接拍在黄维桌上：“明天夜里，我们从南边打出去，能走多少是多少！”
黄维摇头：“不急。再等南京明确指示。”
他等了11个小时，敌人也等了11个小时。
11月25日拂晓，四面炮声响起，突围路线，成了合围中心。
杨伯涛看着被炸飞的电台，脸都白了。
“完了。”
廖运周的“建议”
12月15日，兵团准备再突一次，黄维决定相信一个人——廖运周，第110师师长。
廖说：“西北方向敌军薄弱，我带头突。”
没人知道，廖早就起义，他的“路线”，正好是解放军埋伏的口袋。
黄维同意了，把精锐集中到廖的方向，连坦克都压上去。
坦克压到半途陷进了泥地，炮兵阵地没展开就被打穿，突击队全灭。
杨伯涛那边还算顺，他带着118师强行突西南方向，杀出一条血路。
三千人里最后只剩三百，杨被俘时，整个人瘫在地上，黄维最后也逃不掉，他的指挥车陷进了田里，身边士兵全死。
这一天，12万人只活下来几千，第十二兵团，名存实亡。
一纸调令，埋下祸根
黄维不是打仗的，他教书出身。
抗战时，他在中央军校当教育长，讲兵法、讲战史，讲得头头是道。
没打过几场仗，却官升得快。
1948年秋，蒋介石拍板：第十二兵团新组建，司令官黄维。
这时候第十八军原本的军长，是胡琏，东北打完仗刚回来，正准备接兵团。
结果半路接到电话，换人了，是黄维，胡琏把电话砸了，当晚坐车南下，再也没回来。
第十八军群龙无首，临时由杨伯涛接任，副职变正职，黄维却始终叫他“代理”。
开会从不让坐主位，汇报从不让插话。
一次战前作战会议，杨刚说了两句意见，黄维抬手：“讲完了吗？下一个。”
从那以后，杨再也不参加兵团会议。
风格差异，矛盾激化
黄维习惯照章办事，一切以命令为准，每天看电报、做沙盘、画作战图。
“纸上得来终觉浅。”杨私下嘟囔，“你就没下过泥地。”
湘西战役、鄂西会战，杨都打过，山地夜战、强渡江河、困守孤城，全拼过命。
黄维不屑，他觉得现代战争靠的是部署、电台、情报，不是冲锋。
一次饭后闲聊，黄维说：“你那套，是老黄历。”
杨当场不说话，回营区就扔了指挥手册，把黄维给的突围预案撕了。
两人从那之后几乎不说话，前线调兵，全靠作战参谋跑腿传话。
第十八军将领都清楚，军长和兵团长，已经互不信任。
被俘前的一句狠话
突围失败那夜，杨伯涛被俘，两天后，在押送途中，和黄维见了一面。
两人都坐在敞篷卡车里，四周是解放军士兵，黄维穿着泥污军服，脸色蜡白，眼神涣散。
杨伯涛朝他扔过去一句话：“我劝过你三次。”
黄维没回头，低声说：“你不是军长，你是代理。”
被俘后的对立与特赦后的隔阂
功德林：两种活法
1950年，杨伯涛和黄维都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两个人关在同一个院子，住对门，不说话。
上世纪60年代，特赦后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左起)
杨伯涛写东西，他写《美军战术之研究》，写《第十八军战史回忆》，写了一摞稿纸，送去抗美援朝前线当参考。
黄维不写，他坐在房间角落画图，画永动机的原理草图。
“等我出来，要造出世界第一台不需要外力的机器。”
这是他对改造干部说的原话，对方没回，只记了笔记。
一次技术展示日，黄维展示了自己的永动机模型。
一辆小风车，靠弹簧带动飞轮，他按下按钮，风车转了一圈，停了。
“哪里出问题了？”他喃喃。
杨在窗边看了一眼，没说话，回头继续写《美军摩托化步兵部署图》。
两人第一次公开对话，是1956年，功德林举办战犯小组讨论会，主题是“战役失败反思”。
杨第一个发言。他说：“失利不在总统，不在外援，在我们自己。”
黄维站起来，声音平静：“我是执行命令的人，不是制定者。”
杨把笔一扔：“命令让你跳河你也跳？”
主持人让两人坐下，会议中断，那天之后，他们再也没同时出现过。
一个出去，一个留下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下来。
杨伯涛在列，黄维没有，“他没悔改。”这是审批理由。
杨没高兴，他拿到通知那天，只问了一句话：“黄维呢？”
没人回答。
他离开前，在功德林交了一封信，没有收件人，只写“他”，信里一句话：
“军亡人不死，心死而已。”
黄维三年后才知道有这封信，他笑了笑，说：“他也没懂我。”
他在功德林又待了16年，直到1975年，特赦第二批名单上才有黄维。
那年，他71岁，头发白透，出门靠人搀，第一件事，是去看家里那台没造完的永动机。
1975年，黄维(右二)等在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国民党故旧来访
政协里的冷空气
特赦后，杨和黄维都被安排进政协，级别一样，职务一样，办公室隔着两扇门。
永远不打招呼。
政协会议，每次发言完都要鼓掌，杨说话时，黄维不鼓掌；黄维说话时，杨盯着桌面。
一次合影，摄影师让他们站在一起，秘书低声劝了句：“现在身份都一样，过去的就放下吧？”
杨伯涛没动，他看着黄维的眼睛，说：“我们不是一样，他误人命。”
黄维没回嘴，转身走开，摄影取消。
黄维的辩解
1978年，黄维接受一次内部访谈，谈到淮海战役，他说：“失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他列了三点：蒋介石的添油战术；杜聿明的指挥偏差；南京电报系统的延误。
他没提自己，没提错判蒙城形势，没提突围延误，没提相信了廖运周。
主持人问：“那你后悔什么？”
黄维看着窗外，说：“我后悔没有早一点退，哪怕是背命。”
杨伯涛的执念
杨的回忆录，1980年内参出版，第一页，就写了淮海战役。
“我们不是输在枪，不是输在兵，是输在脑子。”
他说黄维不听前线，太信电报，说他三次建议构筑防线，全被驳回。
他说自己“从来没怕死，怕的，是让兄弟白死。”
战史上记录，第十八军损失最惨，三万人，活下不到两千。
杨伯涛活着看到了对手的晚年，也看到了兵团的结局，他念念不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三万人。
杨伯涛(后左二)
一句遗言，一种命运
黄维1989年去世，无公开讣告，无追悼会，骨灰送去八宝山时，雨很大，到场不超过十人。
他的儿子在遗物中找出一叠图纸，全是永动机草稿。
最上面一页写着：“失败不是耻辱，麻木才是。”没人知道他是说兵团，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