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周佛海在狱中病逝，临终前他身材消瘦，就像是一堆干柴。
由于罪孽深重，南京方面原本判处周佛海死刑，但考虑到他后期曾配合军统工作，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改判为无期徒刑。
然而，罪大恶极之人自有天收，周佛海实际服刑时间其实只有两年。
周佛海病照
得知父亲病逝，周幼海的内心毫无波澜，父子二人的关系曾血浓于水，但随着周佛海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两人早已分道扬镳。
反复无常的父亲
周佛海出生在湖南沅陵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年幼时家境没落，但周家始终没有在教育上节省开支。
周佛海从小就被送进了当地最好的新式学堂读书，少年时期，就在自己的作文《论抱负》中表达出了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直言：“如果我能当上内阁总理，不枉度此生矣。”
后来因为成绩优异，周佛海被送到了日本深造。在日本期间，周佛海深深的被马列主义所吸引，并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周佛海青年照
1921年，年仅24岁的周佛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周佛海还曾与毛主席同睡一张床。
在陈独秀种种原因不能主持中央局工作时，周佛海代任过中央局书记，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党内的地位。
中共成立后不久，周佛海便回到了日本继续读书，并考进了京都大学。起初周佛海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也积极进行党务工作。
周佛海
但日本毕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的警惕性非常高，周佛海的秘密行为也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学校也屡次警告他“禁止从事红色革命相关的活动，一经发现，一律开除学籍”。
在校方的恐吓下，周佛海的内心开始动摇，为了保住学籍，他选择与中共地下党断绝了联系。
1923年，周佛海毕业回国，他本想回归组织，但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失联太久，组织无法确认他的忠诚性”。
周佛海对此十分不满，拒绝接受组织的调查，并且多次公开发表不当言论，他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右派戴季陶、邹鲁等人的注意，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每月薪水为200大洋。
周佛海（中）
除此之外，周佛海还凭借这层关系进入了广东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月俸为240大洋。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北大校长胡适月薪为300大洋，鲁迅为250大洋，并且经常拖欠，毛主席仅为8块大洋，周佛海的月俸440大洋在当时是妥妥的收入第一梯队。
1924年，周佛海正式脱党，从此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当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广州时多次找到周佛海，劝他迷途知返，但均遭到了拒绝。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佛海积极参与清共行动，多次发表文章抨击中共。汪精卫在武汉另立政府之后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周佛海又把汪精卫骂了个狗血淋头。
随着北伐的失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越来越被唾弃，1927年7月12日，在冯玉祥的倡导下实现了“宁汉合流”，南京和武汉两个政府暂时合并，而周佛海则是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汪精卫的手下。
汪伪政府成立
汪精卫心里清楚周佛海是蒋介石的红人，为了不被指责“破坏北伐，蓄谋党争”，汪精卫即便恨透了周佛海，但也并未过多难为他。
周佛海也是借坡下驴，对汪精卫十分谄媚，汪精卫对他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军一溃千里，蒋介石被迫迁都重庆，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会被日本全面占领，蒋介石也将成为阶下囚，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周佛海再次选择背刺老领导。
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遭到了国共两党的指责，汪精卫却对他越来越信任，周佛海成为了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陈公博外的三号人物。
周佛海
除此之外，周佛海还掌握着汪伪政府的财政、外交大权，并且有权指挥税警总队等武装力量，可谓是集大权于一身。
周佛海利用职权疯狂敛财，私生活极度奢靡，甚至因经常光顾风尘场所而得了花柳病。
只可惜这一次周佛海又站错了队，1945年日军大势已去，汪精卫也已经病逝，周佛海私下与军统接触，考虑战后再次回到蒋介石身边。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积极与周佛海接触，希望通过他来接收日军资产，当时国共势力差距巨大，周佛海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国民党。
如此反复无常之人，其家属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深的要数他的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右一）和妻子杨淑慧（左一），次子周幼海（左二）以及次女合照
同学口中的“小汉奸”
1922年，周幼海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当时周佛海还没有背叛组织，周幼海基本上是被年仅21岁的母亲杨淑慧带大。
1938年，周幼海跟随母亲来到了香港生活，并在岭南中学就读，起初同学们对他还算友好，但随着父亲跟随汪精卫降日，周幼海也逐渐被同学鄙夷。
下课后同学们在教室里嬉笑，周幼海进门后，教室里会突然鸦雀无声，同学们怒目而视，周幼海只能默默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民国课堂老照片
户外活动时，同学们在操场三五成群的奔跑，周幼海则是一个人蹲在角落里。
有一天上学，周幼海发现自己的课桌上被刻上了“小汉奸”三个字，周幼海也对父亲的行为感到耻辱，他多次在校园期刊上发表爱国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偏见就像是人心中的一座山，每当人们提到周幼海时，难免会想到他那个汉奸父亲。
好在周幼海在岭南中学只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周佛海便凭借自己的地位将儿子送回了日本读书（实则是“日汪密约”的一部分，周幼海名义上是赴日学习，实际上是当人质）。
父亲是亲日派，回到日本上学总该不会被歧视了吧？事实并非如此，投降派自古以来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在尚武的日本，周幼海在日本依然受同学冷眼。
周幼海
除了公开场合有日方人员陪同（监视）之外，周幼海偶尔也会和三五好友小聚，其中就包括原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罗君强、国民党中宣部专员之子梅思平，他们虽身在日本，但仍然会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祝酒词。
周幼海很快引起了一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学生的注意，陈国祯其实是名地下党，他给了周幼海一本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周幼海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后来在陈国祯的推荐下，周幼海又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得知父亲曾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周幼海对父亲脱党叛国的行为很不解，于是他下定决心，如果能够加入共产党，自己绝不会步父亲后尘，将会永远忠诚于党。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佛海很快成为了戴笠的目标，在戴笠的哄骗下，周佛海一家被软禁在了重庆白公馆。
周佛海
由于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影响力极大，戴笠其实是有意拉拢他的，虽对其是软禁，但也是一种保护。
周佛海也积极配合军统的工作，他向戴笠提出了一个条件：“妻儿并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想让我继续配合，还望释放二人。”戴笠欣然同意。
被释放的前一晚，周佛海与儿子进行了最后的交谈：“我已经在美国为你准备了让你们母女一生衣食无忧的钱，出于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去美国。”
周幼海一口拒绝：“我的人生到此为止都是由你来支配，今后我要自己选择未来的路了，您多保重。”听到这番话，周佛海意识到已经和儿子形同陌路，便没再说什么。
1946年3月，周幼海与老同学张朝杰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其妹妹张朝素认识了田云樵，周幼海说：“虽说家父犯了叛国罪，但我希望与他划清界限，从事革命事业。”
田云樵与妻子张朝素
在田云樵的引荐下，周幼海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扬帆见了面，扬帆询问：“从事地下工作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并且时刻有生命危险，周公子从小养尊处优，能做的了这事吗？”
周幼海斩钉截铁的说道：“请组织放心！”从此之后，周幼海便秘密入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之后周幼海使用化名“周之友”，在上海中央商场开了一个公司，他将父亲留下的全部家产用来购买枪支、药品等重要物资，周幼海还肩负着收集情报、策反等工作，在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行动中，周幼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2月，周佛海在狱中病重，临终前他提出要见周幼海最后一面。
周佛海被审判
周幼海并未拒绝，在得知儿子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之后，周佛海表现的十分平静，或许是临终前内心已经释然，他告诉周幼海：“入党后一定要从基层做起，要不断的在实践中去学习。”
上海解放之后，周幼海继续在上海从事策反敌特的工作，然而，正当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为人民服务时，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周幼海和妹妹周慧海
“我的一生是在为父亲赎罪”
说起周幼海后来的遭遇，就不得不提他的老领导——扬帆。
1954年，中央对饶漱石的政治审查被进一步推进，最终得到结论，饶漱石主持上海工作期间曾包庇以胡均鹤为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
而当时上海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受牵连，他的职务一撸到底，自身也锒铛入狱。
扬帆
对扬帆的调查很快蔓延到了周幼海的身上，上海公安局所保存的档案中的确显示“周幼海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时，曾有包庇中统特务的行为”。
其实周幼海挺冤的，当时盘踞在上海的中统特务多如牛毛，上海又是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我党在上海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在从事反特工作时异常艰难。
周幼海深知中统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他的策略是“以毒攻毒”，要想让那些特务心甘情愿的为你工作，肯定要开出让人满意的价码，此一时彼一时，周幼海或许真的包庇过特务，但也是迫不得已。
1955年，周幼海受“潘扬冤案”的影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刑满释放，刚刚获得两年自由，便遭遇了特殊时期，父亲的汉奸身份，让周幼年再次深陷牢狱之灾。
周幼海与母亲、妹妹
1975年9月，周幼海终于被释放，但被直接送到了上海某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在这一期间，周幼海深知没能参加母亲杨淑慧的葬礼。
此后，潘汉年、扬帆、周幼海等人相继被平反，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但18八年的改造生活给周幼海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患上两次中风之后，他最终瘫痪，并于1985年去世，享年63岁。
中央曾给周幼海发放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补偿金，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上，这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80年代，周幼海（左）与友人朱肇乐
结语
有人曾询问周幼海：“汪精卫、陈公博的子女都在美国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你原本有机会和他们一样，但你却吃了一辈子的苦，你后悔吗？”
周幼海却回到：“想相信我选择的路是正确的，从事革命工作哪有不吃苦的，就当是为父亲的罪孽赎罪吧。”
周幼海在习勤路住所的阳台上
人们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这句话在周幼海身上没有丝毫体现，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着红色信仰。
参考文献：
《世纪》杂志周幼海：他一生都在为父亲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