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个人匆匆赶到万安县县委。县委办的小年轻见他自称曾是“老红军”“中央代表”，一时慌了神，赶紧跑去给县委书记打电话。
这位县委书记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完曾洪易的自我介绍，他眉头立刻皱成了疙瘩——眼前这人的底细，他门儿清。更巧的是，此时中共吉安地委已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紧急指示。
为避免打草惊蛇，书记灵机一动，以“安排你去吉安教俄文”为由稳住他，暂时将他留在县委。此时的曾洪易浑然未觉，只当自己被重视，对即将到来的逮捕毫无察觉。
直到某日，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几个穿中山装的公安人员径直破门而入，为首的亮出证件，沉声道：公安部，曾洪易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这是怎么回事呢？
曾洪易这个人的出身，在当时的江西万安县算是不错的。他家境优渥，从小不用为读书发愁，家里不仅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还早早请了先生教他读书识字。他的读书成绩一直很突出，别的孩子还在为算术题抓耳挠腮时，他已经能把课本里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没过几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昌的一所大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西，年轻人热血沸腾，都想着为国家找出路，曾洪易自然也跟着投身其中。他脑子活、口才好，在各种集会、游行里总能站出来振臂一呼，很快就成了学生里的活跃分子。组织上看他表现积极、思想进步，就把他吸收进了革命队伍。这一批江西最早的革命者里，曾洪易算得上排得上号的人物。后来随着队伍壮大，他还慢慢当上了小领导，处理些组织协调的事务，渐渐在圈子里有了些名气。
再后来，组织有心培养曾洪易，就送他去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那时候苏联是革命圣地，好多国内进步青年都把去苏联学习当成“镀金”。曾洪易到了那儿特别会“表现”，当时苏联党内流行一种“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潮，讲究严格按照书本理论办事，曾洪易刚好摸准了这个脉，写文章、发言都紧扣这些理论，很快就得到了那些“左”倾领导人的赏识。在他们眼里，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理论水平高、立场坚定，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苏联学成回国后，组织对他委以重任，直接给了个重要职位。这时候的曾洪易才27岁，年轻气盛，已经是响当当的“中央代表”了。所谓“中央代表”，就是代表党中央到地方指导工作的，权力大、分量重。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负责红十军的工作。
当时赣东北苏区的负责人，是红十军的创始人是方志敏和邵式平，这两位都是江西本地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拉起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和敌人周旋了好几年。最难得的是，他们不光打仗厉害，还能发动群众，把根据地建设得有声有色。
按理说，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下来指导工作，应该是来帮忙、来总结经验的，可他这人一来就变了味儿。首先，他端着“中央代表”的架子，根本没把当地的干部放在眼里。刚到赣东北没几天，就召集当地党员干部开会。会上，他没先听听大家的实际困难，也没看看根据地的发展成果，上来就把赣东北苏区过去的成绩全盘否定了。
紧接着，他就开始动手改组领导机构。原来的苏区党委、红军军委这些核心部门，他以“不符合中央精神”为由，把负责人一个个换掉，自己坐上了赣东北苏区的最高领导位置，还兼任了红十军的政委。这还不算完，他还把自己在苏联留学时认识的几个“老同学”、在国内跟着他一起回来的“亲信”，一个个安插到财政、后勤、保卫这些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大多没什么实际工作经验，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根据地建设，但架不住曾洪易信任，很快就把持了各部门的大权。
曾洪易觉得他们“思想保守”“不够革命”，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方志敏为人正直，看问题看得透，曾多次找曾洪易谈，希望他能多听听基层的声音，别一刀切地否定过去的经验，可曾洪易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觉得方志敏是在“反对中央代表”“搞地方主义”。邵式平性格更直爽些，有时候忍不住提几句意见，还被曾洪易批评“不服从领导”。就这样，他把赣东北党和红军的元老方志敏、邵式平给挤出了核心领导层。
这时候国民党正发动第三次"围剿"，调集了30万大军要把红军一网打尽。按说曾洪易作为军事指挥官，应该发挥红军擅长的游击战优势，可他压根不懂打仗。一听说敌人要"堡垒推进"，他也不研究对策，直接照搬苏联课本上的"堡垒对堡垒"战术。红军战士们扛着木头往山上跑，没日没夜地修碉堡。结果修了三个月，才修了十几个破碉堡，敌人的大炮一轰就塌了大半。更糟糕的是，这么一折腾，红军的主力部队全被牵制在工事里，机动性全没了。
最要命的是贵溪夏家岭这场恶仗。红军战士们饿着肚子守在碉堡里，硬扛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有个叫小王的机枪手，一个人守着两挺机枪，从天亮打到天黑，打光了三箱子弹，最后壮烈牺牲。可就算战士们这么拼命，曾洪易还在后边骂娘，说前线的人"贪生怕死"。这场仗打下来，红十军伤亡过半，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丢了三个，老百姓藏在地窖里的粮食都被抢光了。
吃了败仗的曾洪易不但不反省，反而开始耍起了手段。他给中央拍电报说：赣东北根据地混进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最近在横峰破获了AB团，在贵溪抓到了改组派。其实这些"反革命"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为了坐实罪名，他搞起了"肃反"运动，专门成立了个"肃反委员会"，自己当主任。
有个叫吴先民的老红军，当年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横暴动，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元老。就因为曾洪易觉得他"成分不好"，事实上吴先民家里就是种田的，却硬说他搞"反革命活动"，五花大绑地把吴先民关进牢房。
吴先民的事一出，让整个赣东北的干部、群众都寒了心——连跟着党出生入死的元老都能被冤杀，谁还敢真心跟着干？
这一折腾，苏区和红军的日子可就难过了。从前红军打仗，群众扛着米袋、抬着担架跟着跑；现在敌人一打过来，老百姓关门闭户，连个送饭的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好多原本隐蔽的地下交通站被破坏，红军需要的药品、盐巴运不进来，伤员的伤口化脓了只能用草药敷；弹药更是紧缺，一支步枪配不上三发子弹，打起仗来跟敌人拼刺刀都得挑准了时机。
最让红军头疼的，是曾洪易的“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吃了败仗后，他不反思自己的战术错误，反而觉得“内部问题比敌人更可怕”。他天天在说“赣东北的干部全靠不住”，甚至把一些跟着方志敏打了胜仗的连排长都撤了职，换上自己的亲信。可他的这些亲信大多没上过战场，连枪都端不稳，一打仗就往后缩，士兵们私下骂他们是“扫把星”。
到了1934年11月，中央组建红十军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决定让方志敏、刘畴西、粟裕这些有实战经验的同志带队北上，吸引敌人火力，为中央苏区争取转移时间。按理说，留在闽浙赣苏区的曾洪易应该带领剩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行动，守住老根据地。可他根本没装着这个责任——他觉得主力走了，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没权没势没面子，不如早点给自己找条退路。
那时候的闽浙赣省委机关还在葛源镇，墙上还挂着“坚决保卫苏区”的标语。可曾洪易每天干了啥呢？他要么窝在办公室里写“形势报告”，把苏区的困难夸大十倍，说“敌人马上要打进来了，留下来就是等死”；要么偷偷给中央分局发电报，明里暗里提“机关搬迁”的事。
更离谱的是，他还开始偷偷转移财产。苏区银行的金银、仓库里的粮食、兵工厂的机器，能搬走的他都让人装上马车，趁着夜色往闽北运。
这时候的赣东北苏区，已经不像个根据地了。田地荒芜，村庄残破，红军队伍从一万多人锐减到三千不到，而且人心惶惶。
曾洪易到了后期，心里头那点对失败的恐惧在作祟，整个人都陷在一种慌里慌张的状态里，嘴上总挂着“革命要完蛋了”的论调。
没多久，敌人的大部队很快就打过来了。1934年冬天，方志敏、刘畴西、粟裕带着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出发，本来是想吸引敌人火力，给中央苏区争取转移时间的。可这支队伍刚走到安徽皖南的潭家桥，就遇上了大麻烦。敌人调集了重兵围堵，兵力是红军的十倍不止。
这场战役里，战士们穿着单衣在雪地里趴了整宿，冻得手指头都伸不直；干粮早吃完了，只能啃树皮、嚼冰碴子；子弹打光了，就抄起刺刀往前冲。后来有人形容那仗：“血染东南半壁天”，这话一点不夸张——战士们的血把山涧都染红了，可到底还是寡不敌众，最后只能撤进怀玉山的深山里。
等先遣队退回来，本想回赣东北老根据地休整，可等他们翻山越岭摸回来才发现，哪还有什么“老根据地”？曾洪易早带着人跑了！原来这几个月里，他眼见着敌人步步紧逼，心里头那点“左”倾教条早被吓破了胆。于是他找了个老乡带路，带着老婆刘纾予和一些亲信，偷偷摸摸出了苏区，一路跑到南京去了。
结果导致方志敏与军团多位核心干部在突围中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信仰，最终大多壮烈殉国。
到了南京，曾洪易可算找着了“落脚处”。那时候南京有个“留俄同学招待所”，表面上是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实际上专收那些变节的“脱党分子”。曾洪易混进去后，每个月能领20块大洋——这在当时够买几十袋面粉了。可这钱哪是白拿的？招待所里的人天天盯着他们，逼着他们写“自首书”，还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曾洪易为了保命，哪还顾得上当年的革命誓言？他铺开纸，咬着笔杆子写那些违心的话，写着写着，笔尖都在纸上洇出了墨点——那是他心里头的汗呐！
抗战爆发后，曾洪易的“价值”又被人想起来了。他会俄语，就被拉去当翻译，给国民党的一些机关当差。那时候的他，早没了当年在赣东北发号施令的威风，每天穿一身旧西装，夹着公文包在南京城里跑，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抗战胜利后，他被裁了员，没了工作，只能带着老婆回江西老家。
更糟的是，他老婆刘纾予看他这副潦倒样，干脆回了四川老家，留他一个人在江西。这时候的曾洪易，多亏了当年在苏联留学时的一个老同学帮忙，他在老家的一所中学谋了个教职，教英语和历史。
每次有人问曾洪易那些年的经历，他跟村里的人说，早年在外面读书，后来在重庆当编辑，抗战时还当过军医，这才回来的。没人知道他当过“中央代表”，冤杀过那么多革命同志，更不知道他在南京办了“自首”手续。
曾洪易就像被贪欲牵着鼻子走的木偶，总也填不满心里那口黑洞。1949年8月7日，万安县获得解放。解放大军刚进城那会儿，他见人就吹嘘自己当年"跟方志敏闹革命"的往事。
他翻出压在箱底的旧照片，那是1930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合影，照片里他和王明、博古等人并肩而立。他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笑容，盘算着该怎么向新政府开口。
第二天一大早，曾洪易便匆匆赶到万安县县委。县委办的小年轻见他自称曾是“老红军”“中央代表”，一时慌了神，赶紧跑去给县委书记打电话。
这位县委书记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完曾洪易的自我介绍，他眉头立刻皱成了疙瘩——眼前这人的底细，他心里门儿清。更巧的是，此时中共吉安地委已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紧急指示。
为避免打草惊蛇，书记灵机一动，以“安排你去吉安教俄文”为由稳住他，暂时将他留在县委。此时的曾洪易浑然未觉，只当自己被重视，对即将到来的逮捕毫无察觉。
直到某日，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几个穿中山装的公安人员径直破门而入，为首的亮出证件，沉声道：公安部，曾洪易，请跟我们走一趟。
1951年4月5日，原曾洪易的案件从公安部移交到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由这个专门负责军事和重大刑事案件的部门接手继续审查。到了6月25日，案件又有新动向——曾洪易被转押至北京市公安局管训处的看守所。
时间来到这一年的10月24日，军法处经过反复核查，终于对曾洪易作出了最终判决。判决书上的措辞极为严厉：
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人民解放事业"，基于这三条重罪，军法处裁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为了尽快推动判决执行，工作人员在向上级申请批示的《案犯处理批示表》里特意加了一笔：该犯肺病已入三期，相当严重，请提前批示。
与此同时，执行死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起草即将张贴的布告稿。这份布告需要向全城百姓宣告判决结果，因此内容必须严谨、措辞必须严厉。工作人员很快就完成了初稿，上面这样写道：
经查明，被告曾洪易于一九三五年叛变革命，此后长期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军事教官，专门讲授游击战术，为敌人训练反动武装；后又转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外事局、军令部等反动机关担任俄文翻译，利用职务便利积极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翻译后供蒋介石集团用于反革命活动。
布告稿上的日期栏留着空白，只等上级最后批复。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始于年初的案件很快就会画上句号。然而命运有时总爱开意想不到的玩笑。就在行刑报告的批复即将下达之际，一个紧急情况打破了原有的节奏——1951年11月9日上午6时50分，曾洪易因患严重肺结核病，在狱中与世长辞，终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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