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宋春舫
有点文学史知识的人，或许知道宋春舫为文学、戏剧名家，1916年他已在北京大学执教“欧洲戏剧”，这是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次开设西洋戏剧课程。李健吾就是他的学生。1938年，年仅46岁的宋春舫因病逝世，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似乎将他忘了，其英年早逝，或许是主要原因。好在近年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起这 位戏剧界的前辈，从不同的角度撰文纪念他，他的戏剧天才，他的语言禀赋，他的褐木庐藏书，都被人津津乐道。 董桥在《灯下、图片、旧事》一文里说： “我编什么杂志，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有位宋春舫先生一生做了什么工作。 ”他的生平事迹，相信会有许多人进行研究，不过宋春舫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因缘，尤其是他撰写过一部银行史的事迹，恐怕的鲜为人知，在此记上一笔。
1931年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慕于宋春舫的文名，请他来上海为银行撰写行史。该行约请宋春舫来撰写行史，乃看中宋春舫并非本行职员，也不是圈中人，这样与上海银行，或者其他银行，毫无瓜葛，更能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银行的所作所为，落笔可以不偏不倚，将来公之于世，也会更有说服力。
褐木庐与 褐木庐藏书票
当时宋春舫还在青岛大学当教授，因为体弱多病，上课并不多，主要在他的“褐木庐”书斋读书写作。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曾写道：“我看见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
宋春舫接受上海银行的邀请后，经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于1934年春完成了上海银行行史，名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书稿共计七章：二十年前的中国、二十年前的上海金融市场、本行成立之由来，本行发展之经过、本行和环境奋斗之事实、本行之文化事业、世界经济之解剖及本行将来之使命，另有序言一章，约计15万字。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赶在1935年上海银行成立20周年前完成，是银行方面与宋春舫的约定，从时间上看，宋春舫提前交了稿。
难能可贵的是，宋春舫作为一名剧作家，却洗脱华丽的文风，在史料研究和采撷他人口述的基础上，追求一种风格严谨、文字清丽的写作风格，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我曾经整理过该部书稿，看得出来，宋春舫在此稿上所花的心血和精力，非同一般。此稿经整理后，连载公布在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与史学》杂志上，读者能真切感受到这位戏剧家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才华，不愧为名家名作。透过一家银行的成长，当年上海金融界的历史和银行家们的奋斗，仿佛历历在目，其中一些章节，如银行扶持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内容，迄今读来，还是令人感叹和长思。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这部银行史的特点，不仅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草创、发展和壮大描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十分注重历史细节，也体现在对陈光甫为人的刻画处，这是一般历史著作缺乏的方面。如他写陈光甫及上海银行的成功经验，说：“多数人的观察，以为陈先生是富有奋斗精神，所以历年来不断地和环境奋斗，战胜一切，而造成上海银行历年来营业方针，总是推陈出新，不落寻常臼。但吾人以为陈先生的长处，是在‘好学不倦’四个字的上面。吾们知道陈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不大与人往来，校舍而外，在图书馆的时为多，于不知不觉中，便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几于无书不好。回国以来，二十年中，没有一天，至少不看一二小时的书，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宋春舫为上海银行撰写行史，大概是学者撰写现代企业史的第一人。但不知为何，该书最后没有出版。原稿一直存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内，成为后来许多学者研究金融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
20世纪90年代，我为收集金融业的口述资料，曾采访一批上海银行老员工，果然惠我良多。其中上海银行秘书室负责人郎念祖先生，与宋春舫有过接触，据他回忆：“宋春舫为人洋派，风流倜傥，总是穿着花哨的西服，与其他银行员工穿着完全两样，很有艺术家风度，但身体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那时候他在宁波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有一间办公室，也不是天天来，蛮松散的。陈光甫喜欢请名流来银行做事。宋春舫还帮银行写过行史，帮陈光甫写过传记，可惜一直没有出版。”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海光》月刊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藏书票
郎老的回忆很抓神，但略有出入，宋春舫帮银行写过行史已如前述，帮陈光甫写传记的却不是他，而是另一位著名学者林同济，这里再交代几句。就在宋春舫赶写银行史的时候，1933年上海银行又成立图书委员会。陈光甫聘请宋春舫为图书委员会主任，主持银行图书馆的整理工作。陈光甫爱好读书，不喜应酬，也劝别人多读书。他后来办海光图书馆，提倡健康的文体活动，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海光图书馆的馆舍，位于番禺路，原先是上海银行购买的一幢洋房，准备给陈光甫居住，但被陈光甫谢绝，遂被挪用作图书馆的馆舍，聘请著名学者林同济担任主持，我因写有《海光图书馆始末》一文，这里就不展开了。
林同济是继宋春舫之后，与陈光甫关系密切的又一位学者，他曾计划为陈光甫作传。“文革”期间，有人逼着他交待与陈光甫的关系，他说：“我曾想为他写一英语传记，采用欧美传记作家的新写法：不罗列事实来写他的‘事 业 ’成就，而是要运用‘事业’的事实，来写出他的‘心灵’——他的‘闻道’的心灵！ ”但在写了一章后，因为太忙，更可能他自己的要求太高，最终没有继续写下去。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