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造访某不算富裕的内陆城市，朋友带着我去当地一家高规格特色餐厅，门前冷落车马稀。我诧异，如此富丽堂皇的装修，颇受本地人好评的菜肴，价格也还公道，晚餐时间却只坐了三分之一的客人。朋友告诉我，这是推进违规吃喝专项整治的成果，从前天一擦黑，这家餐厅火爆到一座难求，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几个服务员百无聊赖地在收银台闲聊，大厅人更少，几个包间坐着人，却也少有喧哗。
最近人民网评发了一篇文章《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强调“不是防住人间烟火”，从来只有“禁止违规吃喝”，没有所谓“禁止正常吃喝”。为这个道理点赞，但道理和禁令相比，两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就在于违规吃喝的“边界”在哪里。比如遇到这种情况，下班后能不能参加同学聚会，聚会能不能喝酒，同学之间有没有利益关联。或者说，下班后几个同事找个餐厅小聚，该不该聚能不能喝。再有就是，下班后参加亲友的宴请，什么满月酒、生日宴、接风洗尘，亲戚朋友间有没有业务往来。以上三个场景，都可能清清白白，也可能藏污纳垢。
那么，判断违规就需要回到特别具体的细节，这顿饭谁付钱、总花费多少、就餐人员之间的关系等来分析。要想还人清白，就必须像做人类学田野调查一样，把一顿饭彻底搞清楚，没个十天半个月不太可能。谁来调查，怎么调查，调查成本谁承担。
没有人能承担如此高的成本与风险。高成本在于判断是否违规吃喝太难，高风险在于一旦有人举报，由于高成本调查难以实现，处理结果大多倾向于有错推定。
这些问题之下，最理性的决策就是“不吃喝”。
因此，我始终认为吃喝是否违规，是个原则问题，而非制度问题。当然，如果涉嫌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就是法律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如果由吃喝引发这类问题，直接按照法律来判就好。惩戒贪污受贿，就属于可执行的制度，因为边界清晰，拿了不该拿的钱，做了破坏公平的事，可以通过行为来裁决，而且行为辨析的成本也不算太高、且目标清晰。
所谓制度问题，需要考虑明晰性和可行性，因为要动用调查和裁决的力量，这些都是成本，就要充分考虑投入产出比。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某工厂里偶发材料被盗，如果新成立一个调查组，并且增加监控和安保，固然可以组织材料被盗，但由此增加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被盗的损失。
我当然不是说要放任，而是把制度设计变成原则问题。原则是非刚性的，通过树立典型、宣传教育和惩戒极端个案，来树立某种价值共识。树立典型无非是奖励标杆人物，惩戒极端个案也就是处理一些过于不像话的人，然后再通过传播渠道推广下去。你奖励什么就得到什么，你惩罚什么就失去什么。最终大家在心中达成共识，知道哪些饭不能吃，哪些饭能吃不能喝。自己内心的标尺，比刚性制度更有效。这也许无法禁绝违规吃喝，但不会因为边界的模糊，而让大家因“理性”而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