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壮侯致函胡适求序
文 |杨海亮，作者授权发布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李求实、冯锵和殷夫五位左联成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史称“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死后，作为朋友的沈从文写了《记胡也频》。文中，沈从文提到胡也频曾经参与编辑《京报》副刊一种名为《民众文艺》的周刊，并且指出：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友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
诚如沈从文所言，那几个作文章的，除了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当时尚且如此，如今也就更是。即便进入AI时代，有着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电子检索。但要搜出一个“早已十分生疏”的人的“蛛丝马迹”，还是很不容易。以他们中的“毛壮飞”为例，想要知道他的履历，就没那么简单，还得“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一
针对沈从文的回忆，高道一曾经提出，“毛壮飞其人是否为毛壮候之误，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应该是毛壮候，还是毛壮侯。而且在周刊也未发现有他的文章”。（《鲁迅与〈民众文艺周刊〉的资料剪辑》，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6期）
显然，《民众文艺周刊》上没有发现毛壮飞的文章，不能完全推断其不是“作文章的”一个。毕竟，如果毛壮飞署的是笔名，他也可以是为周刊作文章的一个。为了更好地消除高文中的“疑惑”，我们需要有更多证据作为支撑。
1924年12月6日，《京报》登出了《〈劳动文艺周刊社〉成立启事》：
我们因不得已之苦衷，即日起退出劳动文艺研究会；另行组织劳动文艺周刊社。此后的劳动文艺周刊与劳动文艺研究会并无关系，自本月九日起，创刊第一号于每星期二附在京报发行。如蒙各方赐稿，及其它一切函件，均请径寄西城太仆寺街，西牛角胡同二号，本刊编辑处为荷！
荆有麟 陆士钰
项 拙
胡崇轩 江善鸣 等仝启
可见，所谓的《劳动文艺周刊》编辑处，也没有毛壮飞的名字。而且，如果“启事”中“荆有麟”名字无误的话，说明沈从文回忆中的“荆友麟”是记错了。那么，毛壮飞为什么与胡也频、荆有麟、陆士钰等有关联呢？原来，此后的《劳动文艺周刊》创刊第一号就是《民众文艺周刊》（据高道一调查，该周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次改名，第16号起改名《民众文艺》，第25号起改名《民众周刊》，第31号起又改名《民众》）。而此前的《劳动文艺周刊》属于劳动文艺研究会，会中有胡也频等人，也有毛壮飞。不过，毛壮飞不叫毛壮飞，叫毛壮候。据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见《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上时，北京有一个劳动文艺研究会，召开了一次负责人会议，由毛壮候提议：在《劳动文艺周刊》上，出一个欢迎孙中山先生专号。
所以，很可能是沈从文写《记胡也频》时，将毛壮候记成了毛壮飞，且认为他与胡也频一起编辑过《民众文艺周刊》。实际上，沈从文记错了，也记混了。
前面提到，毛壮候提议在《劳动文艺周刊》上出一个欢迎孙中山先生专号，这个议案最后被否定了，理由是“中山先生虽是革命者，然而与劳动文艺无关”。对此，荆有麟引出了鲁迅的答复：
毛壮候主张出专号，固大可不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
如果这段回忆属实，似乎可以推测，胡也频与毛壮候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胡也频是为“艺术”，毛壮候是为“政治”，最终两人分道扬镳。胡也频脱离劳动文艺研究会后另起炉灶，着手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毛壮候则继续留在《劳动文艺周刊》，如愿以偿地通过周刊“欢迎或纪念”孙中山。
二
从荆有麟的回忆可知，毛壮候这个人还曾进入鲁迅的视野。这是实情。1925年3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星期休息。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
从中可知，是“候”还是“侯”，荆有麟的回忆与鲁迅的日记，并不一致。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边，姑且继续称其“毛壮候”。这里有一个问题，毛壮候为什么要去拜访鲁迅呢？这就不能不提邵元冲。
邵元冲（1890-1936）
鲁迅同乡，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北上时，邵元冲任随行机要秘书。奉孙中山指示，邵元冲筹办北京《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在京的机关报。其间，邵元冲多次与人商议，决定先办晚报，同时做开办日报准备。对此，邵元冲日记有相关记录。如，
1925 年 2 月 14 日，邵元冲日记：
午前易寅村来商招集晚报广告事，且言魁柄者有桀之心行，为之然。十时顷偕贻孙至帅府园筹备晚报编辑部及约各编辑员事，规划一切，并罗敦伟(长沙人，北大学生，任中央通讯社记者)、毛壮侯(福全)及邹明初，又京报印刷主任吴君等，商议一切办法，大致就绪。
从邵元冲的这段日记可知，他记录的是“毛壮侯”，与鲁迅日记所记相同。而且，邵元冲还指出毛壮侯的名、字或号是“福全”。故而，是“毛壮侯”的可能性要大过“毛壮候”。毛壮侯前去拜访鲁迅，大概是为了约稿。因为邵元冲在2月17日以“同乡关系邀鲁迅宴饮，并约鲁迅为《民国日报》撰稿”。3月1日，鲁迅虽然未见毛壮侯，但他下午“往民国日报馆交寄邵元冲信并文稿”。这篇文稿即小说《长明灯》，后连载于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刊。遗憾的是，北京《民国日报》创办后很快就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了，前后不到半月。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榇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灵堂
孙中山逝世时，邵元冲为遗嘱证明人之一。大概也是因邵元冲的缘故，毛壮侯还参与了孙中山灵榇移送（孙书文《孙中山灵榇移往中央公园由谁执绋》，见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公众号，2020年3月17日）。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灵榇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今中山公园中山堂）。灵榇移送没有采用旧式夫役仪仗，沿途没有鼓乐及棺罩之类，只由国共两党的要人和各界代表执绋。其中，左绋执头为吴敬恒，执尾为于树德，中间有陈壁君、刘瑞珍、马寅初、马君武等90余人，毛壮侯系其中一个。
三
除了与胡也频、邵元冲、鲁迅有“交集”，毛壮侯与胡适也有“瓜葛”。
郭汾阳在《鲁迅与两份民国日报》中提到，“毛（壮侯）是鲁迅任课北大时的学生，1922年北大9名学生——王昆仑、傅汝霖、陈铭德、邹明初、姜绍漠等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民治”即“五四”时宣传的“德先生”。他们又刊行《民生》，后来又集体加入国民党，毛是该组织的宣传部长”。可能因为是北大学生，又写了诗歌，毛壮侯曾经致函胡适求序，信中写道：
先生是文学界革命中的大将，尤其是一颗闪灼照耀的巨星，用不着我来恭维。不过我因为见着替平民叫苦的文艺太少，努力做了一册血花，拟付印宣传，想在“无病呻吟”的文艺里面，下一服兴奋剂。唉！谈何容易，不是我微弱的力量做得到的呵！我只有诚意的请求先生给我做一篇序，不致令我失望吗？血花呈上，敬请铎安。
这封信的落款为“毛壮侯”，这就基本上可以证实是“毛壮侯”而不是“毛壮候”。据郭文称，毛壮侯为江西人，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驻京宣传干事，特别党部秘书、北方行动委员会军事联终员等职。
言归正传，胡适一向成人之美，却也不是老做“好人”，像他的老同学谢楚桢写了《白话诗研究集》向他求序，他认为没有必要出版，就拒绝了作序。这次，毛壮侯同谢楚桢一样吃了胡适的“闭门羹”。胡适回信：
我实在不能写序，只好写了几句话，请你不要见怪。内中第9首“丘八”“丘九”的话是不应该用在诗里的。“丘八”已不通，“丘九”更不成话。偶然诙谐是可以用的，但不值的入诗。此首可删。
胡适信中所说的“丘八”“丘九”都是拆字梗。民国时期，“丘八”是对士兵的戏称，“丘九”是对学生的贬称，两者都有轻视、侮辱的意味。平心而论，胡适给毛壮侯提的是一条忠告，“实在不能写序”也自有他的道理。至于毛壮侯被拒之后有无“见怪”，那就只有毛自己知道了。不过，当他再次“面对”胡适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副面孔。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胡适致信时为外交总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派兵“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消息传开，毛壮侯写了一篇《溥仪出宫与胡适》发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文中，毛壮侯写道：
这回溥仪搬家，胡适大博士的抱不平，更引人啼笑不得，但切身利害的溥仪孺子，反有努力为人，愿解放木偶式的旧束缚。旧思想漩涡中的小儿，还想做人，新思潮中的巨子，却不想做人，这真是时代思潮中的不幸呵！
大概想起1922年5月30日胡适进宫见溥仪并称“皇上”，毛壮侯继而写道：
但是溥仪人格增辉之日，却是胡适人格降下之时……溥仪因受新思潮的影响，知道胡适是现代新思潮中一条得意的精虫，造成了他们相见的机会，这位精虫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给了我们一个可耻的暗示，就是他自己说：“他称我称先生，我称他称皇上”。
从写信求序时的毕恭毕敬，到撰文开骂的涎脸涎皮，实在不能想象两举竟是一人所为。因为毛文火气太大，有人不免要为胡适说几句公道话，如丁西林就在《现代评论》发表《批评与骂人》，表示：“我赞成的是一个批评家骂‘人’，甚而至于丢‘人’的脸，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
青年胡适
至于胡适一边，被骂早已习以为常，他的反应是众所周知的，“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他还说，“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同对待多数人的辱骂与恐吓一样，胡适没有回应毛壮侯。
四
关于毛壮侯，其人生中“浓墨重彩”的“几笔”，也就这么多吧。经过检索，发现与其相关的信息还有几则：
其一，与邝振翎在南昌组织“粹社”。据江西省寻乌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称，1914年，邝振翎（1885－1932，江西省寻乌县人）与毛西河、赖波民、徐负天等在南昌组织“粹社”。（《邝振翎事迹考略》，见《江西地方志》，2013年第6期）关于毛西河的注释为：“毛壮侯，原名福全，后改壮侯，字亚侠，江西清江县人，以毛氏郡望而自称‘毛西河’。曾加入上海报学社，后任国民党中宣部驻京宣传干事、特别党部秘书、北方行动委员会军事联络员、民治主义同志会宣传部长等职，曾经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显然，这段注释与郭文中关于毛壮侯的介绍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有补充。这里顺便一提：汪成法曾就《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2006年2月第2次印刷）的本文、注释疑误举证，怀疑《鲁迅全集》的第十七卷第29页毛壮侯“安徽清江人”有误。汪成法指出，安徽省没有“清江”县或者市，“据《辞海》,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清江’，一在今江苏省淮阴市，一在今江西省樟树市(在江西中部宜春地区，似乎也不属于古徽州)”。结合《邝振翎事迹考略》的注释，汪成法的怀疑是对的，毛壮侯应为“江西清江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
其二，加入中国报学社。1925年11月，任教于国民大学的戈公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报学社。上海报学社成立后活动频繁，后改名为中国报学社。1931年10月25日，中国报学社上海分社召开执行委员会，报告最近扩大征求社员的结果，报名愿意参加者有34人，其中很多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如程沧波、成舍我等。34人中，江西籍只有一人，即毛壮侯。但毛壮侯入社后，有何活动，不得而知。而且，1935年10月，戈公振因病去世后，中国报学社的活动就日渐消亡了。
其三，任北京国际大学新闻学教授。施晓燕在谈到鲁迅与胡也频的早期交游时提到，毛壮侯1925年“在《合力周报》周年纪念刊上发文并署名是北京国际大学新闻学教授”。（《〈民众文艺周刊社〉与鲁迅、胡也频的早期交游》，见《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6期）据有关资料，北京国际大学成立于1924年左右，是一所由中外人士合作创办的私立大学。由于经费不足、政局动荡，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衰落并停办。由于存续时间较短，办学成绩不显，加上相关档案散佚，其中很多人事都无从知晓。既然这所大学都寂寂无名，作为个人的毛壮侯其在校活动就更不易考了。
鲁迅
其四，主编期刊《纽斯》。段勃提到，北洋时期出版的带有新闻学术研究色彩的期刊中，有“1927 年5月附在天津《庸报》后出版、由中华新闻学会毛壮侯主编的《纽斯》，该刊每周一期，共出版12期”。（《论北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术研究(1912年—1928年》，见《传媒观察》，2018年6期）可关于《纽斯》，也几无更为详细的信息可查。
其五，为《遗芳集》题诗。1932年，著名的独立运动家、知名学者和爱国作家赵素昂创作了反映韩国义烈斗争的珍贵文本《遗芳集》。书中包含了80名韩国义烈志士和1名中国义烈志士的人物小传，“对于还原韩民族义烈斗争的历史现场，激活中韩两国民族共同抗日的历史记忆，重估以中韩合作为核心的反对强权与霸权的东亚历史精神都具有重要价值”。（金柄珉.柴琳，《流亡与书写:赵素昂著〈遗芳集〉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化》，东疆学刊，2020年4期）《遗芳集》的出版发行，得到了不少中国文人志士的大力支持，为其撰写序言、后记、诗歌及题词者众。其中，毛壮侯有《题遗芳集》。
综上，毛壮侯算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新闻人，曾因“政治”与“艺术”之争与胡也频发生根本分歧；曾为邵元冲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并与鲁迅有过交往；曾向胡适求序被拒，后因胡适抗议驱逐溥仪而撰文痛骂胡适等。毛壮侯“活跃”在当时的新闻界，奇怪的是，无论是加入中国报学社还是教授新闻学，无论是编辑《民国日报》副刊还是主编《纽斯》，诸多活动都是“一闪而过”，最后何去何从也不知所踪。毛壮侯的一生，不能说“一事无成”，“百无一成”，但确确实实无大作为、无大事功。而之所以传“名”于后世，是因为正巧不巧地沾了几位时代名人的光。
（备注：为行文方便，文中人物名称未加尊称和敬语，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