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根据我国权威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名顾问表示，特朗普最近在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即如果美国加入以色列战局并向伊朗投放大量掩体炸弹，这些炸弹能否摧毁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
此外，一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曾专门询问他的军事顾问，巨型钻地弹（MOP）是否能摧毁伊朗的3个关键核设施之一福尔多。
根据报道，特朗普对发起攻击成功确定性的怀疑是他权衡是否发动袭击的原因之一。
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确保此类袭击确有必要、能够真正实现摧毁伊朗核计划的目标，且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长期战争。
据这位官员称，国防部官员告诉特朗普，他们有信心攻击会成功，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完全相信。
美国五角大楼
对上面的新闻内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美军一旦对伊朗一旦开启攻击模式，掩体破坏弹将是重头戏。
第二个信息：美国对伊作战计划已经获批，美军也在向伊朗集结，特朗普想速战速决，不想打消耗战。
第三个信息：美国现在就等特朗普最后拍板了，特朗普迟迟没下进行号令，钻地弹效果好不好是重要一环，毕竟不能掉面子。
第四个信息：福尔多将是美军的袭击重点或者首要目标，伊朗应该在部署上有所调整，进行针对性应对。
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批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却未最终下令，这一决策背后是多重战略考量的结果，而对钻地弹效力的疑虑则是其中最直接的技术障碍。
就特朗普批准作战计划却未下令的原因，再浅析几点。
1.福尔多核设施的防御结构与钻地弹效能的核心矛盾
伊朗福尔多核设施是全球防御最严密的核设施之一，其核心铀浓缩厂房深藏于库姆市以南山区地下90米处，由多层钢筋混凝土和天然岩石层构成防御体系。
这种设计使其具备抵御常规空袭的能力，以色列的常规钻地弹无法穿透如此深度，而美军现役最强的GBU-57巨型钻地弹（MOP）虽能穿透61米加固混凝土或40米坚硬岩层，但仍不足以直接摧毁福尔多的地下设施。
技术层面存在两大挑战。
一是单次攻击的穿透极限，MOP的设计钻深虽远超其他常规武器，但福尔多的实际防御深度超出其性能参数。
五角大楼评估认为，需连续投放两枚MOP，第二枚精准射入第一枚形成的弹坑才能突破防御，但这种战术从未经过实战验证。
二是结构破坏的不确定性，即使穿透防御，地下设施的复杂布局（如分散式离心机阵列、备用电源系统）可能使攻击效果大打折扣。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警告，爆炸可能引发六氟化铀泄漏，造成放射性污染和化学毒性扩散，反而加剧地区危机。
福尔多核设施
2.军事行动的连锁反应与战略风险
特朗普对军事行动的谨慎态度源于对“不可控后果”的担忧。
首先是伊朗的报复能力，伊朗拥有中东最庞大的弹道导弹库存（如“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可对美军在中东的30多个基地、以色列本土及海湾盟友发动袭击。
伊朗革命卫队已展示过“分批次、高频次”导弹袭击战术，通过少量导弹制造预警压力，降低拦截成功率。若美国攻击引发伊朗报复，可能导致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其次是地区代理人的卷入，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武装组织，可在以色列周边开辟多条战线。
2025年6月以伊冲突中，伊朗导弹袭击已造成以色列5人受伤，而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的炮击频率显著增加。
军事行动可能触发“代理人战争”模式，使美国陷入长期消耗。
最后是国际舆论与外交孤立，美国若单方面攻击伊朗，将面临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明确反对军事行动，担心破坏伊核协议谈判进程。
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借此强化与伊朗的战略协作，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伊朗革命卫队
3.特朗普的政治逻辑与决策权衡
特朗普的决策深受其“交易型外交”理念和国内政治考量影响。
特朗普批准攻击计划但暂不下令，本质上是通过“边缘政策”施压伊朗。
这种“以战促谈”的策略在2019年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事件中也曾使用——当时特朗普在最后时刻取消袭击，转而通过制裁和外交渠道迫使伊朗妥协。
当前，特朗普希望通过展示军事决心，迫使伊朗在核谈判中让步，例如限制铀浓缩活动或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
自2017年执政以来，特朗普始终强调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
他在2025年中东之行中明确表示，美国的优先目标是经济利益而非军事冒险。
攻击伊朗可能导致美军长期驻扎中东，与特朗普的“撤军”承诺背道而驰，进而影响其政治支持率。
除此以外，美国国会对军事行动的授权存在争议，民主党强烈反对未经国会批准的攻击。
若行动失败或引发重大伤亡，特朗普可能面临弹劾风险。
此外，美国民众对海外战争的支持度持续低迷，2025年民调显示，仅38%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国会
4.军事评估与政治决策的认知鸿沟
国防部与总统在攻击可行性上的分歧凸显了官僚体系与政治领袖的认知差异。
五角大楼基于模拟推演和武器测试数据，认为MOP攻击可摧毁福尔多的关键设施。
但这种评估往往忽略实战中的复杂变量，如伊朗防空系统的拦截、电子战干扰及地下设施的抗毁能力。
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家，更注重“投入-产出比”。
他对军事顾问的“信心保证”持怀疑态度，要求提供“100%成功”的证据。
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与军事行动的固有不确定性形成矛盾，导致决策拖延。
美国情报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具体结构、防护措施及备用系统的了解仍存在盲区。
比如福尔多是否存在更深层的地下隧道网络，或离心机是否已转移至其他隐蔽地点，这些信息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攻击计划的可信度。
美国钻地导弹
尽管美国的军事计划悬而未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持续。
2025年4月以来，美伊已举行五轮间接会谈，讨论解除制裁与核限制问题。
伊朗提出“阶段性限制铀浓缩”方案，而美国坚持“零浓缩”要求，双方在核心议题上仍存分歧，但谈判本身为避免冲突提供了缓冲空间。
阿曼、卡塔尔等国积极充当调解者，推动双方保持对话。
例如，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四轮谈判后表示，双方提出了“有益且具有新意的构想”，显示谈判仍有进展可能。
美国持续强化对伊制裁，例如2025年6月对伊朗液化石油气出口网络实施新制裁，试图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妥协。
这种“软对抗”策略与军事威慑形成互补，降低了直接冲突的必要性。
特朗普对钻地弹效力的怀疑，本质上是对军事手段能否达成政治目标的根本性质疑。
美国和以色列
福尔多核设施的防御能力、伊朗的报复潜力、地区盟友的安全关切以及国内政治风险，共同构成了一个“风险-收益”失衡的决策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择“批准但不下令”的折中策略，既展示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又为外交博弈保留了空间。
这一案例凸显了现代战争中技术效能、战略风险与政治现实的复杂互动，也为理解大国在重大危机中的决策逻辑提供了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