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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一千万新生儿嫌少，一千万毕业生嫌多；三十五求职嫌老，六十岁退休嫌早。
这种荒诞的矛盾体，也不是今天才有，过去就有一句俚语：干活嫌人少，吃饭嫌人多！
同样是千万人口，新生儿和毕业生的舆论待遇，为何截然不同？说到底还是钱。
新生儿看起来是负担，其实是刚性消费；大学生看起来是人力，其实是经济包袱。
很多文件提到毕业生，语气中藏不住的厌恶与嫌弃：不进厂打螺丝发光发热，满脑子就是办公室，我也很难办啊！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新生儿虽不能工作，却是最好的消费体！
一个孩子背后是一个家庭，包括但不限于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一个都是钱包。
从孩子出生一直到长大成人，这些“钱包”会对这个孩子，进行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支付转移。
一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母婴用品等领域的长期支出。
学区房、课外培训、母婴产品等行业，都高度依赖新生儿数量。
过去20年来，房地产和教培行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尤其是新生儿基数。
新生儿多了，不仅能带动当前经济繁荣，还能稳住经济远景。
无论社保体系还是消市场，从长远看都取决于人口，未来的“接盘侠”越多，现在的资产才越能升值。
因此但凡已工业化的国家，都希望提高生育率，以缓解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相比之下，毕业生虽具备劳动力价值，但当前的中国经济结构，还处在转型升级中，无法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
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已经高达1158万，但市场对白领岗的需求增速，却远低于供给速度。
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发现，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急需技术工人、制造业从业者。
这种供需错配，导致大量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如送外卖、开网约车，而非进入工厂。
社会希望毕业生脱下长衫，甘当“人口红利”打螺丝，但毕业生却不肯做“炮灰”，对社会竖起了中指。
他们的就业领域，多集中在服务业和服务岗，以管理和维护等职能居多，别想让他们随便出售体力。
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工厂那些活，找个小学文化就能干，我读大学读了个寂寞？
发展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发展也会带来问题，就拿大学生来说，过去20年里，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扩张。
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学录取率从不到10%，提升至如今的60%以上。
这一政策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但也带来了两个问题：
学历贬值：大学文凭从稀缺资源变成“标配”，导致就业竞争加剧。
技能错配：高校培养模式仍以理论为主，而市场更青睐具备实操能力的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长期被社会轻视，而且工人待遇也实在一言难尽，不到山穷水尽，真的没人进去！
因此尽管制造业面临3000万技工缺口，但年轻人仍不愿进入工厂。
上文解释过了，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却要去流水线打螺丝，大学生心理落差极大，实在没法同意。
这就导致结构性失业：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塔其实也不满意：没工作你们闹，有工作还挑剔，哪有这样的刁民啊？想想你们的父辈，他们怎么就能吃苦？
大学生也有话说：过去那些种地的农民，在土里刨食一年能挣几个钱，去打螺丝是香饽饽，可我们呢？
家庭已经在学历上，投入了太多的支出，换来的学历却没有相应产出，这让我们怎么交代？
既然最后还是打螺丝，那为什么要考大学？
何况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5%，当年的农民往往变成了小市民。
因此多数大学生，其实属于小市民出身，和他们说过去农村多苦，压根就没有意义。
他们希望有个体面的高薪工作，就算没有高薪，起码要保持体面。
这在塔看来，就是压力嘛，产业升级压力山大，哪来那么多体面岗位哦？
所以塔一边嫌弃新生儿少，一边抱怨毕业生多！
顺带聊一聊，当前正经历双重人口挑战。
生育率下降：2023年新生儿仅902万，比2016年的1883万减少近一半。
老龄化加速：2022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9.8%，预计2035年将突破30%。
新生儿减少意味着未来劳动力萎缩，而老龄化则意味着养老负担加重。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可能减少2亿，社保体系将面临巨大压力。
但年轻人却不愿生育，因为高房价、高教育成本、职场竞争等因素，让许多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6.3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2-4倍）。
这种经济压力下，即便放开生育政策，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最后来点正能量，要解决“新生儿太少、大学生太多”的矛盾，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科技产业，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岗位，让大学生学有所用。
教育改革：加强职业教育，推动“产教融合”，让高校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生育支持：降低养育成本，提供托育补贴、住房优惠，缓解年轻人的生育焦虑。
适当出血：提升蓝领职业的社会地位，让技术工人获得与白领相当的待遇和尊重。
“新生儿太少，毕业生太多”的矛盾，本质上是我国从“人口红利”驱动，向“人才红利”驱动转型中的阵痛。
过去依赖廉价劳动力、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式，如今已难以为继，未来必须转向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就业。
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但最后若能成功，将摆脱对“数量”的依赖，转向“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否则，我们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和“就业结构性失衡”的双重困境。
当下的矛盾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关乎我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