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于本人新书《大清300年》，于2025年6月出版（感谢大家支持，还望多多指正）：
咸丰帝可谓是清朝最倒霉的皇帝，不同于先祖顺治帝，有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两代人打基础，更有着摄政王多尔衮“免费”为其打工，等到大局初定以后又“及时”死去，使得顺治帝顺利亲政。
他面对的难题在于，不只是要直面之前历代积弊的爆发，更是要面对父亲道光帝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依旧自我封闭，浪费了十几年时间，使得他对外界全无了解的极端不利处境，最终是酿成大祸。他在位十一年清朝的内忧外患全面爆发，是没有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最后更是有些自暴自弃，因此这位苦命天子，又被后人称之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
咸丰帝遇到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明朝的崇祯帝极为相近，在咸丰三年（1853年）北伐的太平军势如破竹抵达天津近郊以后，当时京师人心惶惶，很多官员都迫不及待的寻找各种理由请假离京避难，当时清朝已是过了二百年，按照大一统王朝的定律，清朝度过了二世而亡大关，度过了百年大关，倒在三百年大关之前也属正常，虽然时间有些早。
根据野史记载，咸丰帝当时对恩师杜受田之子杜翰说道明朝崇祯帝不当亡而亡矣，他亦是如同崇祯帝一般，虽然这条野史记载只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但是挺符合刚刚登基三年的咸丰帝的心境，他一心励精图治，结果登基三年就遇到起义军队逼近京师之事，眼看大厦将倾，自己很可能成为亡国之君，自然不免会想起励精图治十七年，却落得一个国破家亡下场的前明崇祯帝。不过咸丰帝最终并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个四无皇帝看似一事无成，并非拨乱兴治之主，但也是有着一定能力，并非荒淫无道之主，就以与他最为相似的崇祯帝来对比，便足以看出一二。
皇帝身为天下之主，虽然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是被史书记载的越来越完美，甚至可以说是被“神性化”，但皇帝说到底也不过一介凡人，不是真正的“神”，因此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辅佐他治理国家，而且古代社会是以人治为主，而非法治为主，所以用人就显得很重要。
诸如雍正帝便是说道“朝廷用人乃头等大事，其余皆为枝叶者。”先以用人来对比，崇祯帝可谓是完败，是忠奸不识，并且生性多疑，官员更换的是十分频繁。以关键的中枢机构之内阁来说，崇祯帝时期内阁成员频繁变动，竟然多达五十人。至于内阁首辅之中，周延儒和温体仁两人被列入《明史·奸臣传》。
根据《明史·张凤翼传》记载，崇祯一朝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根据《明史·乔允升传》记载，崇祯一朝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崇祯帝还对百官采取严峻刑法，想要逼迫官员是尽心尽力做出成绩，但做不到赏罚分明。诸如孙传庭在崇祯帝不断督促之下战败而死，崇祯帝怀疑他是诈死潜逃，竟不给予赠荫，连做做样子，以安其他将士之心都做不到。
清太宗皇太极绕道入关兵围北京以后，袁崇焕率领关宁军支援，崇祯帝对他及其所带军队极其不信任，结果袁崇焕被逮捕下狱，最后被凌迟处死。如此这般作为，自然使得百官开始躲事和畏事，是不做事便不会出问题，以集体摆烂来应对崇祯帝，这样的政治环境，很难出实干家，更难出力挽狂澜之辈，即使有，也是孙传庭和袁崇焕的下场。
可以说终崇祯一朝，虽然君非亡国之君，但所用之臣多是亡国之臣，以至于李自成进军北京时，一路势如破竹，抵抗者寥寥无几，是降者如云，崇祯帝号召天下勤王，更是只有总兵唐通前去，还没起到作用便是投降李自成，最后落得一个众叛亲离下场。
咸丰帝在用人方面，虽然不能说是知人善用，但也是用人有方。而且有着一定的容人之量，大体可以做到赏罚分明，有些宽严并济的意思。以领班军机大臣文庆来说，他出身满洲镶红旗，可谓是一大实干家，是相当务实，因此对于挽救糜烂时局开出的药方便是大力重用汉人，你没有看错，他身为一个满人，却要求全面重用汉人，认为满人久在温柔乡，不知民间疾苦，看不出时局弊端所在，是远不及汉人，只有重用汉人才可以力挽狂澜。
文庆还力主破除满汉畛域之见，用人要不拘一格，可以说他是真正的满汉一体政策的实践者。基于这一想法，文庆先后举荐过曾国藩、胡林翼、袁甲三、骆秉章等汉臣，在曾国藩因为建立湘军势大以后，为朝廷猜忌时，文庆也是极力保全。
咸丰六年（1856年），文庆病逝，在遗疏之中他还力言撤换一些无能的地方督抚大员，而他所提到的督抚大员俱为满人。其他领班军机大臣，诸如祁寯藻和彭蕴章虽为迂腐之臣，是重虚名而不务实，并非能臣干吏，并且对手握兵权的曾国藩是多有微词和打压，但他们并非是奸臣，只是立场不同，也没有造成时局的进一步恶化。
以倚重心腹来说，继恩师杜受田病亡以后，宗室成员、铁帽子王郑亲王端华之弟肃顺得到咸丰帝的宠信，俨然是咸丰朝中后期的第一宠臣。肃顺是一个标准的能臣干吏，他如同文庆一般，身为满洲重臣，认为只有重用汉人才能挽救时局，虽然他骄横专权，但对于有才华的汉臣却能做到格外优待，先后向咸丰帝举荐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汉臣，对于汉臣是多有袒护。
根据晚清薛福成的《庸盦笔记》记载，在咸丰九年（1859年）湖广总督官文指使下属参劾左宗棠，咸丰帝曾密谕官文，授权如果左宗棠真有不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肃顺得知以后，害怕直接劝谏咸丰不一定有用，因此采取迂回方法，将密谕泄露出去，当湘籍官员向他求助时，授意他们先保荐左宗棠，引起咸丰帝注意以后，自己再出言相助。
因此大理寺少卿潘祖荫是三次上奏保左宗棠，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上奏保左宗棠，咸丰帝一听这左宗棠是个人才啊，对于稳定地方起到了大用，就起了爱才之心，这时候肃顺看准时机，是出言肯定了左宗棠的功劳，大力夸赞其才能，咸丰帝是更加肯定左宗棠之才，如此这般左宗棠自然是度过危机，自此是平步青云。
可以说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汉臣可以崛起，背后都有着肃顺及其之前的文庆的鼎力支持，而重用肃顺和文庆的咸丰帝，可以容忍大臣犯错，可以听得进去建议，使得汉臣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肃顺还有一大成就，那便是帮助咸丰帝极大整顿了吏治。顺治八年（1858年）发生戊午科场案，考生罗鸿祀才学浅薄，因此重金贿赂了顺天乡试正主考官柏葰的家人靳祥，请他暗作手脚，因此通过撤换试卷的操作，罗鸿绎的试卷替换掉了本已中试的刘成忠之卷，是顺利中举，不过随之东窗事发，引起舆论哗然，咸丰帝命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陈孚恩等负责此案。
肃顺为咸丰帝的头号宠臣，能力又强，郑亲王端华为肃顺之兄，他和怡亲王载垣亦是咸丰帝心腹，但两人能力稍逊，因此以肃顺为首，陈孚恩更是不用说，是依附于肃顺，所以这件案子实际上是肃顺一人说了算，肃顺最后上奏咸丰帝，认为这件事干系重大，影响太过恶劣，应该从严处理，要将柏葰明正典刑。
柏葰为官清廉，并非迂腐之臣，也可说是一位能臣，他当时刚刚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并管兵部事务，还是军机大臣，按资历仅次于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很明显咸丰帝是要重用他。
而肃顺当时不过是礼部尚书，级别明显不如柏葰，他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助咸丰帝整顿吏治的想法，毕竟想要改变吏治久坏的局势，杀几个高官以儆效尤是最基本的操作，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效果。但也有借此杀掉与自己不是一个派系，并且会获得重用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宠臣地位的大臣，因此才会有如此意见。
不过古代议罪有一大套路，那便是议罪是议重，然后皇帝大手一挥，赦免死罪或者减轻处罚，以此显示天子仁德，因此肃顺认为处以极刑也说得过去，柏葰也认为咸丰帝会赦免他的死罪，最多是发配新疆之类的处罚，说不定运气好的话，等几年又可以复出，再度成为朝廷重臣也不是不可能。咸丰帝也准备从宽处理，不想杀柏葰，但肃顺等人不愿意，是极力进言，认为想要整顿吏治，想要励精图治，那就必须要用重典惩治，最终咸丰帝采纳肃顺的意见。
根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决定处死柏葰时，是如此说道“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着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并且说道“执法严惩，正为士林维持风气。”柏葰就这样倒霉的成为咸丰帝整顿吏治，杀鸡给猴看的那只“鸡”，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一位因为科场舞弊案而被处死的一品大员，死的是相当憋屈。从此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都没有出现大规模舞弊事件，《清史稿》对此事也是评道“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对于可用之才，以曾国藩为例子，他初建湘军立下战功以后，咸丰帝颇为高兴，但出于防汉想法，加之有着东汉末年中央朝廷为平定黄巾起义是放权于地方，结果是中央朝廷式微，地方武装兴起，曹操等地方实力派崛起，最终是群雄割据，东汉由此灭亡的前车之鉴，因此咸丰帝对于曾国藩是又防又用，虽然打击但留有余地。
曾国藩曾出现违旨情况，如果换成崇祯帝，肯定会处死或严惩下狱，咸丰帝则是考虑到时局艰难问题，害怕以后无人可用，并没有因此处死他或严惩将其下狱之类，使得清朝始终留有一线生机。
到了局势最为恶化的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太平天国走出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之中，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先后被处死，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由此元气大伤并由盛转衰的阴影，新秀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崛起，是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多地，连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两江总督的衙署临时迁往的常州也被攻下，可谓是尽得江南富庶之地。
随后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达到高潮，英法联军由天津北塘登陆，开始进军北京，在很短时间之内，击溃清军，迅速占领北京，咸丰帝是逃到了热河避暑山庄，在逃离之前，咸丰帝也顾不得那么多，将平定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命令曾国藩赶赴江苏，以保江南大局。
曾国藩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攻克南京，而要攻克南京，就首先要攻克安庆，从上游逐次才可以成功，如果去江苏的话，不控制上游有利位置的话，是本末倒置，最终还会重蹈江南大营被攻破的覆辙，因此以种种理由拒绝听命，是按兵不动。
咸丰帝只能先是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命署理两江总督，再是实授他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又下令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事实证明曾国藩这个大清最后的希望，在八旗军队和绿营两大官方武装力量是承平日久，失去战斗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是扛起了清朝的大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坚持攻克安庆，从上游而下，最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将太平天国平定。
如果在崇祯朝，曾国藩或是因为违旨被处死，最轻也是下狱论罪，或是大概率成为另一个孙传庭或袁崇焕，当然再准确来说，在崇祯朝，曾国藩就不可能有崛起的机会。
这就涉及另一个关键问题，那便是拯救王朝方面，是否具有灵活性，对于是否利用民间力量或者说是否放权于地方，崇祯帝和咸丰帝截然不同，崇祯帝是丝毫不愿意分享权力，深知放权于地方的弊端，不会大规模开放团练，不会借助民间的力量，曾国藩自然是没有崛起的机会。
而且别说权力下放地方，就是之前文章提及的宗藩唐王朱聿键在崇祯九年（1636年）清军绕道入关之际，自己组织军队北王勤王，崇祯帝都是不能容忍，将其废为庶人并下狱，是一有分权的苗头便是掐灭，如此这般的确维护了中央朝廷的集权，但结果却是国家灭亡。
咸丰帝虽然在具体方面对曾国藩和湘军是持打压状态，直到实在无人可用，才放手任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在大的方面，咸丰帝眼看正规军队已经腐败至几无战斗力，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一支北伐偏师都打到天津一带，因此干脆放权于地方，是在数省大规模开放地方团练，以借助民间力量来平定太平天国。
曾国藩由此创建湘军，最后以此平定太平天国，虽然造成中央朝廷式微，地方督抚日益权重，汉人精英是全面崛起，但太平天国之后，起码地方上并没有出现群雄割据情况，中央朝廷对于地方还是有着一定的控制力，清朝也因此又延续了几十年的国祚。
而且随着皇权被削弱，加之出现皇权被窃取，先是如同“同治”年号一般，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加宗藩辅政（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再是慈禧太后一家独大，实际掌握皇权，意味着皇权从巅峰跌落，又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不再是“一家独大”，不再是独裁皇帝一人的故事，大臣则是唯唯诺诺或者只是执行皇帝命令的“格式化”角色，臣权的明显加强，大臣有着较大的自主空间以后，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各种不一的风格，在乱世之中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诸如涌出中兴四大名臣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晚清的故事，也不再是皇帝一人独有，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中央朝廷有两宫太后，有恭亲王，地方上有风格不一的封疆大吏，双方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是将大清这艘笨重且破烂不堪的大船，又修修补补行驶了几十年。
从财政方面来看，很多朝代亡国的原因其实在于财政崩溃，连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去，是常年拖欠饷银，又遇到延绵的战事，这种情况下，军队又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反而会经常性哗变反叛，王朝失去强大的武力支撑，自然会崩溃，明朝亦是如此。所以王朝晚期，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考验皇帝是否有能力的标准之一，就是会不会搞钱。
面对国库空虚的难题，崇祯帝的做法是加征赋税。根据《崇祯长编》卷三十八及《明史·毕自严传》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因军饷问题，户部尚书毕自严计划将原有的辽饷每亩银九厘之外，再增银三厘，提高到一分二厘，共增银一百六十五万有奇，是将万历年间的辽饷加大征收额度。而辽饷之外，崇祯朝还自开剿饷和练饷，这明末三饷是将百姓剥削的苦不堪言。
根据李清的《三垣笔记》记载，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为了筹集军饷，朝廷以国计不足，要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使得京城民怨沸腾，民众直呼“崇祯”为“重征”。可以说崇祯帝是造成恶性循环，明末百姓本就苦不堪言，因此是纷纷揭竿而起，他却进一步剥削百姓，使得起义的百姓越来越，农民起义军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最终是推翻明朝，可谓自掘坟墓。
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军北京之际，为了筹备军饷，崇祯帝号召百官捐款，结果是一个比一个捐的少，都是哭穷。根据谈迁《国榷》卷一百记载“时谕三等上等三万金，皆无应。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余不及也。”意思是天启帝的皇后张氏之父张国纪捐银二万两为最多者。
但等到李自成入主北京，进行追赃助饷以后，根据彭孙贻的《平寇志》记载，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百官并非是真的穷，崇祯帝应该也是清楚，但他没有勇气去抄家或者逼捐，结果是百官象征性捐了一点，自己筹备军饷的如意算盘落空，本就大势已去，军队没有军饷，更是不可能为他卖命，因此北京被李自成轻而易举的拿下。
清朝为了平定太平天国及其捻军等叛乱，面对恐怖的军费支出，咸丰帝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并非一味的靠剥削百姓来筹备军费。从小的方面来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是丝毫不心疼，可用之物是一件都不放过。
根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记载，当时内务府有三口金钟，重达2000 多斤，上面还刻有乾隆帝的御制铭文，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咸丰下令将其熔为金条和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为了解决铸钱无铜的困难，咸丰帝大手一挥，下令将圆明园等皇家园囿陈设的228件铜鹤、铜瓶、铜龟熔化铸钱，化为了8747斤铜料。在大的方面，咸丰帝采取的方法也可谓五花八门，什么方法可以搞到钱就用什么方法，主要有四大方法。
一是以捐输广额方式换取地方捐助军饷，通俗来说乡试名额是固定的，每年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录取，但是如果向中央朝廷捐款的话，就可以增加被录取的名额，虽然不能大幅度增加，但也足以调动地方官绅的积极性，为了地方学子有着更好的发展，为了地方更容易出大员，花钱买永久性增加的名额，可谓是一笔相当划算的账，因此地方捐助军饷很是积极和普遍，不说其他，光是这个方法就比明末三饷高明太多，不用剥削百姓，便能获得大额收入。在《清文宗实录》之中，关于此类记载也不少，现摘录两条供大家一看：
“以山东捐输军饷，永广乡试中额二名。潍县学额九名。济甯州八名。黄县六名。历城县四名。新城、单、聊城、胶，四州县各二名。章邱、长清、德、菏泽、曹、益都、临淄、寿光、安邱、诸城、掖、高密、福山、甯海、临清，十五州县各一名。”
“以江西建昌县捐输军饷，永广学额十名。”
二是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士民通过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从而步入仕途，是清朝应对财政不足的传统解决方法。咸丰帝之前，开捐并不泛滥，毕竟捐纳官员往往是无心做事，反而会利用职务之便来捞外快甚至大贪特贪的收回成本，并不是那么让人放心。但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为了筹备军饷，咸丰帝已经顾不得那么多，甚至是降价大甩卖。
同时捐纳程序简化，是直接命令吏部下发空白凭证，由地方官员自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至于捐纳官员的含金量是直线下降，并且因为数量太多是很难变成实职，只是虚衔罢了。到了后来，更是出现逼捐行为，很多士绅碍于官府权威，只能如同交保护费一般，是花费大量银子换取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当士绅的油水被榨完以后，逼捐的对象竟然扩大到当过大员发过财的回乡在籍官员家庭，很多大户受不了地方官府的一再“劝捐”，只能捐出部分家产来保平安，如此这般，收捐的银两自然激增。当然副作用也很明显，那便是由此捐纳泛滥，是加深了吏治腐败情况。
三是铸大钱，发行银票及钱票。为了节约成本，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还允许户部铸造当十铜大钱，也就是一枚抵十枚制钱，后来为了进一步节约成本，又增加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的铜大钱。
不过铸大钱毕竟需要成本，因此几乎没有成本的纸票开始大行其道。在同年咸丰帝还允许了发行户部官票，又称之为银票，面额低至一两，高至五十两。之后又批准户部印制大清宝钞，又称为钱票，面额低至一千文，高至一百千文。在财政支出方面，户部是以白银搭配银票和钱票来支付，往往是白银和银票及钱票对半，甚至最狠之时是银二票八，是极大缓解了财政危机。当然副作用也很明显，那便是如此滥发通货，自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是变相将钱从百姓手中夺走。
四是地方上发展出厘金制度。虽然咸丰帝采取了各种办法，但只能缓解财政危机，不能堵住巨大的财政缺口，而且如此竭泽而渔也并非长久之计。
按照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统计，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开销，当时向中央朝廷的正式奏销数为1.8亿两，这应该只是一大部分或者说一部分开销，如果加上实际成本及其镇压同时期的捻军起义等其他军费开销，咸丰年间镇压叛乱的军费应该是1.8乘以2，或者说起码过了2亿两的数量，这可是天价数字，因此咸丰帝的一系列方法，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起到缓解作用，不过很快地方上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咸丰三年（1853年），在扬州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为了筹备军饷，听从幕客钱江的建议，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在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进行派厘助饷，收入较大，取得效果很好，被称之为“坐厘”，实际上就是商业税。同时还在各水陆要冲设立关卡，对通过货物按照价值强行派捐，被称之为“行厘”，实际上就是商品过境税。
这在当时可谓是相当具有开创性，因为明清时代是重农轻商，主要是依靠农业税，商业税反而并不多，此举是为清朝开辟了新的税收体系，地方上卓越成效以后，是向咸丰帝上奏，最后这一商业税是向全国普及而开，发展的越来越完善，各类商品都要抽厘，可以说只要是商品便抽厘，征发机构也是越来越庞杂，名目繁多，使得商人苦不堪言，虽然厘金制度打压了当时的商业发展，甚至可说是一种恶税，但获取金额数量巨大，还不用直接压榨百姓，也算是极好的方法。
地方上征收厘金以后，往往是少保甚至瞒报，中央朝廷并不清楚厘金到底可以带来多少收入，因此最终为了弥补军费开支，咸丰帝同意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虽然这一行为使得中央朝廷对于地方财政开始失去控制，地方实际上获得财政大权，开始权重起来，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使得清朝“起死回生”，解决了清朝财政枯竭问题，使得天价的军费开支得到稳定的补充，不至于东倒腾西倒腾的凑来凑去。
像曾国藩的湘军军饷来源，就是依靠厘金来解决。打仗打的是经济，有了钱，军心自然会稳，军队也自然会卖命，战斗力自然会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自然是平定了太平天国。
虽然咸丰帝还通过官兵减俸减饷来缓解财政危机，使得官兵是更加变相剥削百姓，是如同铸大钱，发行银票及钱票那般，使得百姓苦不堪言，进一步恶化了当时局势，但总的来说，咸丰帝可以搞到钱，可以解决问题。诸如厘金方面，是财政实在没钱，将财政压力下压到地方，令地方想办法筹备军费，最终是地方想出该方法并“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之中，咸丰帝看似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这可以说是放任自流的结果，但有时候放手不管比什么都要管还管不好的效果好多了，像崇祯帝是什么都想管，结果却是国破家亡。
最后总的来说，王朝生死存亡之际，咸丰帝跟崇祯帝交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考卷。
咸丰帝并非治国高手，也并非圣主明君，但他的政治理念很清晰明了，那便是想尽一切办法保住统治，只要国家不灭亡，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以大规模开放地方团练，权力下放地方来说，咸丰帝明知道这会埋下巨大隐患，如同慢性毒药一般，可以先救命再要命，但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服下，是具有一种天资不足却极度务实的精神，使得清朝摇摇欲坠的挺过亡国难关。
崇祯帝则是一派生不逢时的圣主明君形象，他勤政，他节俭，他自律，他自认为可以力挽狂澜，面对巨大的政治黑暗，他坚决不妥协，对大臣严苛至极，到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一个，他始终相信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说南明是明知内斗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那么崇祯帝则是明知不放权于地方，那么不会出现新兴的力量打破僵局，国家可能会灭亡，但是即使亡国，也坚决不放权于地方，权柄是绝不外分，是坚决不服权力下放地方的慢性毒药，坚决不妥协，最后使得明朝亡在他手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咸丰帝和崇祯帝两人都是理性主义者，在继位之前都没有参政经验，都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治国要术，都是面对巨大的政治黑暗头破血流，只不过不同的是，咸丰帝看透了这背后的政治潜规则，是进行了务实改变，崇祯帝则是越来越偏执，依旧是生搬硬套的治国，依旧是坚守心中的理想主义，最后感动了自己，感动了后世人，代价却是王朝统治崩溃。
当然咸丰帝虽然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大体来说，他的问题也很大而且很明显，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咸丰帝表现的可谓愚昧至极，使得第二次鸦片战争愈演愈烈，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在于咸丰帝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之中是无法接受公使面见他，不行跪拜大礼，只是三鞠躬的行为，因为在传统观念之中，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九州万方，是天下共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周边蛮荒之地，好一些的是藩属国，坏一些的是化外各邦，在这套逻辑之下，是没有与皇帝平等的存在，也没有与天朝上国平等的国家。
像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结为兄弟之国，虽然之后实现宋、辽二国的长期和平，但北宋一方是以此为耻，认为辽国是“夷”，只能是称臣，是不能与北宋皇帝称兄道弟，如此这般天下共主也是名不副实，不过北宋重文轻武，没有实力打服辽国，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这件事。
因此清朝认为诸如英、法不过是武力强大的外夷，是不可能容忍对方公使带兵驻京，更不能容忍对方公使那般面见皇帝，那样是奇耻大辱，至于其他利益之争，反倒不那么重用，所以出现了种种愚不可及的操作。
甚至之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咸丰帝之所以迟迟不回北京，有个重要原因便是公使亲递国书一事，并没有明确取消，是责成恭亲王奕訢尽快处理，即使奕訢亲自交涉以后，英法大使同意这点全凭皇帝自主做决定，不愿见便算了，但咸丰帝也是害怕对方反悔，所以采取拖字诀，这让今人看来甚至无法理解。
这时期的清朝面对世界潮流，如同刚刚入关之际，是坚决抵制汉文化，守旧观念难以打破那般。同时在传统文化熏陶成长下的咸丰帝，也是成为一个传统到极致的皇帝，这方面不具有务实灵活性，远不如先祖康熙帝。
当时清朝刚刚入关，康熙帝接受满、汉、蒙三种文化教育，又在之后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很是务实，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为了腾出手全力对付来自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挑战，康熙帝下令签订《尼布楚条约》，如果按照传统理念来看，这也意味着康熙帝放弃了天下共主这一身份，放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政治概念，可谓是相当具有务实灵活性，可惜的是他的后世子孙咸丰帝反而远远不如他，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之中是尝到了自高自大的恶果。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咸丰帝，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坚持闭关锁国，不与世界接轨之下的必然结果，只不过集中爆发于咸丰一朝，某种程度上来说，咸丰帝是替之前的清朝皇帝承担了骂名。
而在之前历代皇帝之中，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最为愚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竟然无动于衷，以至于清朝错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道光帝当时选择与世界接轨，虽然清朝不见得会立刻强大起来，但对于世界局势有着足够的了解，那么对亲递国书一事，想必也不会那么抵制，即使抵制也可以换一种委婉有效的方法。
而且清朝一方因为不懂国际惯例，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以为英法联军在北京签订条约以后，不会那么轻易退兵，很可能会驻兵，或是再起战端，最后使得清朝因此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损失了大量领土，不得不说道光帝真是“坑儿高手”，自己一手挖的坑，使得他的儿子咸丰帝跌的爬不起来。
逃往避暑山庄以后，本就身体羸弱的咸丰帝，深受帝都被破仓皇出逃，还要割地赔款的打击，有些自暴自弃，在这个避暑圣地开始消极享乐起来，将内务府的升平署成批的召到避暑山庄，是醉心于戏剧，经常性观看戏剧演出，并且沉迷于酒色之中，想要以此麻痹自己，但忧郁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变好，反而是本就不健康的身体，开始咳嗽并且咯血，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越努力越绝望，一生苦命的咸丰帝，在痛苦之中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享年三十一岁。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可能在想明明想当一位好皇帝，明明很努力，为什么会沦落至此呢，不是亡国之君也是差之不远。可能会想起十九岁的那年正月，在恩师杜受田的辅佐之下，他赢了六弟恭亲王奕訢，他成功的登上帝位，他认为自己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结果没想到局势在他手中变得糟糕透顶，自己羸弱的生命力的也一次次消耗在失望乃至绝望之中，他用了大半生的苦心经营赢了一次，只换来了潦草的十一年帝王之路，想必也有些许后悔，最后在对幼子同治帝的无限担忧之中，咸丰帝留下满目疮痍的江山，带着无可奈何的不甘离开他奋斗了一生的残败帝国。
咸丰帝死后上庙号文宗，上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主谥号为“显”字，是为文宗显皇帝，都为上佳庙号和谥号。不过文宗庙号虽然字面意思为上佳庙号，但就实际使用来说，如同前文提及过的高宗庙号一般，含金量并不高，倒也算符合咸丰帝的一生。
像历史上的第一位文宗之唐文宗发动“甘露之变”，想要消灭宦官势力，结果失败遭到软禁，成为傀儡皇帝，常常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连汉献帝都不如，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二岁。这个庙号就实际情况大体来说，符合那些想要有一番作为，想当一位好皇帝，却是作为潦草，并没有太大成就，并且在位时间并不长的皇帝。
《清史稿》是如此评价咸丰帝：“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清文宗实录》是这般评价：上在位十一年，圣寿三十有一，上诞膺天命，临御万邦，缵列圣重熙之绪，际四方多事之时，旰食宵衣，勤求上理，终始一德，罔或倦勤，用能新景命，巩丕基，骏烈丰功，日星彪炳，至于若斯之盛也……
当通变之时，以创为守，其势尤难，是故兵不足而兼用勇，漕不继而改海运，饷不足而更制大钱，改口岸以整鹾纲，输米石以实仓庾，裁河员之冗浮，减京饷之成数，凡此新章之更革，无不与时为推迁，至矣哉，德昭宥密，业炳寰瀛，恩泽浃人心，仁风翔域外，宜乎任其劳者食其报，为其难者享其成，而乃大功未蒇，遽弃臣民，于戏痛哉，上在热河时，未尝一日忘宫阙，辛酉仲春，有诏回銮，旋以圣躬不豫，暂缓启行，自夏徂秋，寖至大渐，此亦圣心初不自料者焉，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含生负性之伦，航海梯山之侣，见升遐之素诏，莫不奔走号呼，若失怙恃，此可见人心之感戴者深，而深仁厚泽之所渐被者周且远也。
虽然不外乎都是一些溢美之词，但在某些方面，咸丰帝这位倒霉皇帝，也算配得上这些评价，他虽然有着太多不足，但他在能力范围之内，为了延续残破的国度，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他最后草草落幕，但清朝并没有终结在他手中，而是又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他不是一位好皇帝，也不是一位好人，但他算是一位合格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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