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江苏省发布《关于印发江苏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的第17条明确提到，“2025年按不低于8%增幅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省定最低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这是近期继上海、山东等都地官宣涨养老金的又一省份，2025年养老金调整真的快要来了。
在政策靴子即将落地前夕，社会舆论场浮现一种创新构想：是否可在2025年度养老金调整中引入"双向调节"机制，既设定最低增加额度保障基本权益，又划定最高增加额度防止差距扩大。
具体而言，可以规定养老金增加额每月至少是80元，最多不超过130元的调整区间，具体数字可以研究讨论，总的原则是通过"提低限高"实现再分配优化。
如此设计的初衷旨在通过制度性安排，为低收入退休群体构筑保障底线，我相信不少人是乐于接受并希望今年调整养老金时能够实现的。
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潜藏着多重现实困境。
首要矛盾集中于政策覆盖的局限性。据统计，当前养老金领取群体中绝大部分人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其增额天然落于80-130元区间，这意味着政策红利仅影响两端小部分群体。
这种看似"精准滴灌"式调整在覆盖面上存在天然缺陷，让绝大多数人成为政策旁观者，其政策效能与社会效益比值得深入考量。
更深层的矛盾暴露于部分地区的特色增加额可能“作废”。以山东省为例，该省历年方案包含"到龄增加额"条款，规定对年满70、75、80周岁的企业退休人员分别额外增发290元、190元、360元。
设想某位山东退休人员恰逢70周岁，常规增加额为90元，加上“到龄增加额”后可以加380元，但若执行130元上限政策，导致实际获益将大幅下降。这种制度性冲突不仅损害个体权益，更可能引发对地方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形成"政策打架"的尴尬局面。
从制度根基审视，这种调整思路还可能动摇养老保险的激励相容机制。现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通过权益与义务的对等性，维系着代际契约的稳定性。当高收入群体发现其应得权益被制度性削减，必然削弱参保积极性。
这种逆向激励效应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职人员可能选择最低缴费基数，企业可能压缩社保支出，最终危及基金池的可持续性。
我建议在养老金调整机制中可以设定一个最低增加额度，以此确保中低收入养老金群体每年都能获得一定幅度的增长，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无需设置最高增加额度，毕竟养老金数额高、调整幅度大，是源于在职期间较高的缴费基数与缴费年限，若人为限定最高涨幅，显然有失公允。
养老金调整机制作为民生政策的晴雨表，其制度设计需要兼顾历史惯性、现实需求与未来可持续。在老龄化加速背景下，任何政策调整都需经过精密测算：既要防止"福利攀比"引发的基金风险，又要避免"劫富济贫"导致的逆向激励。
期待决策部门在数据建模、精算平衡的基础上，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调整框架，让养老金制度既成为退休生活的稳定器，又充当代际公平的调节阀，最终实现"老有所养"向"老有颐养"的制度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