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空纸
编辑 | 空纸
前言
自1945年联合国诞生以来，它被赋予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的神圣使命。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之一，联合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推动冲突调解、维和行动与人道主义救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联合国的信誉和公信力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政治职位逐渐被意识形态强烈的人物主导，导致组织中立性被严重稀释；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频繁滥用否决权，使得安理会难以对全球最紧迫的危机做出有效回应。尤其是加沙危机和联大主席选举两个事件，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联合国机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联合国中立机制的动摇
6月2日，德国前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当选为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立即引发多方关注与争议。在一项通常不太引人注目的程序性任命中，贝尔伯克的上任却成为焦点，原因不仅在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更在于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冲击着联合国的“中立基因”。
贝尔伯克一贯立场偏向西方强硬路线，尤其在俄乌冲突和中美博弈中，她多次发表激进言论。她曾公开指责中国为“全球最大威胁”，并在俄乌战争中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甚至建议北约更直接介入战争。最具争议的是，她多次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背书，称其“有权利进行集体防卫”，对加沙平民的苦难却视若无睹。这种高度偏向性的政治立场与联合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公正、中立”格格不入。
此外，贝尔伯克的个人经历也引发关注。她曾因一次口误要求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做360度转向”，被俄罗斯媒体和网友嘲讽为“地理常识都不过关”；更为敏感的是，她是纳粹军官的后代，这一身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象征意义极强的联合国中尤为刺耳。虽然不能因家庭出身否定一个人的能力，但这一背景加之她的言行，使她的任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引发强烈不满。
尽管联大主席并不掌握实质性权力，但其象征意义巨大，通常需要在全球多极视角中展现最大程度的包容与中立。贝尔伯克的当选标志着，联合国内部重要职务已无法避免被意识形态撕裂所裹挟，这对其作为全球多边机制的象征，构成了严重打击。
美国否决加沙停火草案
仅仅两天后，6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了一项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加沙人道停火草案，内容十分简洁，只有两点：立即实现长期停火、解除对加沙人道救援的封锁。该草案得到了除美国以外所有理事国的支持，包括中、俄、英、法四个常任理事国以及10个非常任成员国。然而，美国却动用了其否决权，令该草案流产。这是美国在近9个月内第5次否决类似提案。
美国的理由是：如果轻易通过该草案，将鼓励哈马斯继续拒绝谈判，不利于中东和平。这一说法被多方驳斥为牵强。事实上，联合国各机构和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多次警告，加沙已陷入严重人道危机，物资封锁和持续空袭使得平民死亡人数突破三万人。美国此举无异于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国际背书，令全球对联合国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感到质疑。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否决权的滥用已经形成系统性影响。根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涉及以色列问题上的安理会表决中行使了超过40次否决权，远远超过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否决权原本是为了防止安理会成为单边主义舞台，如今却被某些国家当作外交武器，用来遮掩其盟友的战争行为。
这一趋势使得安理会作为全球集体安全机构的作用大打折扣。当国际社会就人道灾难达成一致时，一国即可凭借一张否决票，使整个机制瘫痪。这种不对称的制度设计，在现实政治博弈中早已被功能异化，成为少数强国牟取地缘利益的工具。
制度设计失衡与道义基础双重崩塌
在这两个事件的背后，是联合国制度深层次危机的集中体现。安理会的结构问题早已成为学界与各国批评的焦点。五常的否决权设计源自战后秩序，但如今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发展中国家占据联合国成员的多数，却在重大事务中几无发言权。
政治领导职位的分配机制缺乏透明性与公平性。贝尔伯克的当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国家之间的协作与利益互换，这种“密室政治”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的代表性产生动摇。
更关键的是，联合国在全球舆论中的道义优势也正在失去。当美国在否决席上独行其是时，其盟友中的不少国家也保持沉默；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即便被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为“战争罪嫌疑”，也难以引发有效制裁或干预。2023年12月，一名美国退役军人在以色列驻美使馆外自焚，抗议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盲目支持，这一事件虽震动舆论，却未撼动美以关系分毫。
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声音愈加集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直言：“安理会的公信力、国际法治与公平正义正遭遇考验。”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南非等国也纷纷表示，美国的否决行为是“联合国良知上的道德污点”。
结语
联合国正站在一个岔路口。贝尔伯克的当选表明其内部权力结构日益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美国对否决权的滥用更揭示其集体机制正遭受功能性瘫痪。在一个全球冲突频发、地缘政治极化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公正、有效、可信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分歧与制止暴力。但如果联合国继续被政治化、被少数国家操控，那么其存在价值将日益遭到质疑。
要挽救联合国的权威，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一方面，需对安理会否决机制进行重新审视，使之不再沦为大国工具；另一方面，在组织人事安排上应坚持中立原则，避免极端意识形态者占据关键职位。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那么联合国将无法真正履行“为全人类服务”的初心，而可能在未来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存在。
我们必须反思：当联合国无法再为战争中最无辜的人发声时，这个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将交由谁来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