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共有57名开国上将，其中王建安和李聚奎的情况尤为特殊，他们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才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聚奎的情况较为简单。他曾被调任石油工业部，暂时脱离了军队。1958年，他重返军旅后，立即获得了补授上将军衔。
然而，王建安的经历则显得更为复杂。他一直服役于军队，资历和贡献都足够，但他却被压制了一年之久，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始终担任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即便如此，叶剑英元帅曾公开为王建安鸣不平，称赞他自建国以来，不计较职务高低，始终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那么，王建安为何会经历如此情况呢？其中有几个关键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1954年，他因坚持不批人，最终也被批评了。这个事件直接影响了他获得上将军衔的时机。
标准的上将资历
王建安早年参与黄麻起义，并在土地革命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解放军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期间，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从这些经历来看，王建安无疑具备了授予上将的标准。
1955年，授衔的正兵团级将领中，除了余立清因自请降衔降为中将外，其他大多数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其中包括王树声和许光达等人。因此，王建安被压制一年的问题显然不在于资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被压制呢？经过深入分析，脾气因素不容忽视。
王建安与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曾发生过矛盾，解放战争期间，他也曾因为脾气问题与上级发生冲突。1954年，他因为脾气问题未能批人，结果导致他被批评。这些事件最终让他面临了可能被授予中将的局面，幸亏罗荣桓元帅调解，才使他最终获得了上将衔。
复杂的“拖枪出逃”事件
王建安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理应与这支部队的将领关系密切。然而，在1937年的拖枪出逃事件中，王建安却与许多老战友产生了矛盾。红四方面军在陕北与其他两大主力会师后，原领导张某的错误决策导致了部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遭遇牵连。在抗大学习期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屡遭批判，许世友甚至因此气得吐血，刘世模更是因无法忍受压力而自杀未遂。许多干部因此萌生了离开延安的念头。
许世友是最为冲动的，他迅速组织了包括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在内的30多名人员，准备出逃。计划是通过红军的名义从抗大的厕所侧面集合，准备从北城门悄然离开。
王建安一度参与了这一计划，但由于他身为政工干部，性格较为稳重，最终他对这一行为产生了深刻的担忧，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会激化内部矛盾，还会对自己的一生名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在行动前夕决定退出。
然而，许世友坚决不同意王建安的退出，直言如果放弃行动，泄密的风险将会极大。无奈之下，王建安不得不暂时答应，随后他回到宿舍后，深感不安，最终决定将此事上报给了谢富治。接到报告后，抗大校长林总立即带队入校，拉起紧急集合，成功抓捕了所有参与的人员。尽管这些人没有受到严重的惩罚，但王建安因此在许多老战友心中留下了不小的裂痕。
与陈毅的冲突
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带领山东主力大举进军东北，而王建安则留在山东，协同新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作战。然而，解放战争初期，陈毅指挥的山东部队遭遇了多次失败，王建安因而提出了很多激进的建议，却未得到采纳。在接连失败的情况下，王建安情绪激烈，曾与陈毅发生过激烈争执，甚至拍过桌子。这一行为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
1954年的拒绝批评
然而，最关键的事件还是1954年王建安拒绝批评自己的行为。当时，东北的高、华东的饶都因政治问题被批判，王建安因曾长期在饶麾下战斗，且对饶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饶的批判风波波及到了王建安。虽然他对领导要求进行批评有异议，但最终没有按照上级要求批评，甚至拒绝在会议上自我批评。
这一行为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军区最终在公开报告中指出王建安存在“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等问题。面对这一定性，有人提议将王建安的军衔降为中将，目的是压制他的气焰。幸运的是，罗荣桓元帅公正处理此事，认为将王建安的军衔降为中将不公，因此决定暂时不授衔，并要求他反思。
1955年，看到其他人都已经佩戴上了将星，王建安深感触动，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最终，罗帅认为这是一次惩戒，经过许多老战友的联合推荐，王建安于1956年最终得以补授上将。
然而，尽管获得了上将军衔，王建安在职务上始终没有得到很高的安排。大多数上将都担任大军区正职或总部的重要岗位，而他则一直担任副司令员，直到1975年调任中央军委顾问，才算是退居二线。
即便如此，许多老部下依然认为王建安的资历和贡献不应总是担任副职，而应担任更高的职务。然而，王建安并不在意这些，他始终坚信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才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叶剑英元帅才会赞扬道：王建安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任劳任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