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为新四军贡献最多兵力的高敬亭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中央信任的？》我讲到坚守鄂豫皖根据地三年的高敬亭，一手创建了红军主力部队红28军，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在抗战初期深受中央信任，为新四军下属的四个支队司令员之一，实际上是新四军在江北战区的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深受中央信任的高敬亭却逐渐与中央唱上了对台戏，排挤中央派来四支队工作的干部，对中央东进的指示置若罔闻，最终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人生以悲剧结尾。
这实际上体现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山头主义，由于长期与中央隔离，高敬亭成为鄂豫皖红28军这个山头的精神领袖，大多数指战员都是高一手提拔，跟随他出生入死，唯高敬亭马首是瞻，中央对这支部队的控制力非常薄弱，这也导致江北新四军的力量长期发展不起来，中央东进创建华中战略区的目标长期无法落实，令主席头疼不已。
鄂豫皖根据地走出过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三大红军主力，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竟然只有红25军无条件服从中央，红四方面军与红28军都与中央产生了隔阂，在经历过一番斗争之后，中央才最终将他们收复。
那么问题来了，同是出自鄂豫皖的红军主力部队，为何只有红25军会无条件服从中央，而没有像另外两支红军部队那样与中央唱对台戏？
对比一下红四方面军和红28军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有老张，红28军有高敬亭，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人物，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利用肃反手段巩固其领导，最终形成了家长式统治，部下只认张、高，不认中央，普通的指战员到底对张、高这样的一把手敬佩、畏惧到啥程度？从当时还是一个小团长的秦基伟见老张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
1934年夏，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搞得如火如荼，多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得部队发展到八万人，一扫当年仓皇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阴霾，老张的威信也是空前提高。
这天，身为团长的秦基伟突然受到老张的单独接见，一个小团长受到总领川陕苏区，统领八万大军的一把手的接见他当时是啥心情？
在秦基伟的印象中，张特立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似乎有永不竭尽的激情，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感到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太神秘了，太有学问了，天上的地下的，中国的外国的，现在的过去的，一会儿是布尔什维克，一会儿是托洛斯基，一会儿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一会儿指责托陈取消派，前所未闻的新鲜词从这个人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老张对于这个农民出身的不到20岁的团级干部来说简直是太震撼、太神秘，太伟大了，都快成老张的粉丝了，崇敬之情无法言表，都不敢正眼看他，老张谈话时很平静、很和蔼，但是秦基伟心里却很忐忑。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接见，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普通指战员对老张的崇拜、畏惧之情，实际上在老张麾下的指战员有的甚至都还用“天神”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
如果是你，长期在老张麾下，不知不觉成了老张的狂热粉丝，现在老张跟中央闹别扭，你是听老张的，还是听从那个从别人嘴里听说的中央的？
这也不奇怪为何老张能够顺利带走八万红四方面军，同理，高也是一样，最后终于酿成了草地风波，高敬亭事件这样给中共力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
实际上红25军也很有可能走上与两支兄弟部队一样的道路，只是最后偶然因素太多，导致红25军走上了支持中央这条正确的道路。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转移，留下部分主力部队坚持鄂豫皖的斗争，老张走了，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也走了，那么留下的一把手是谁呢？
留下负责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机构是鄂豫皖省委，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自然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一把手，而沈和陈昌浩是老张手下的两员大将，并且和陈昌浩还是留苏的同学，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宣传部长，经常和老张的意见一致，深受老张的信任。
这和后来红25军长征后留下鄂豫皖省委常委的高敬亭担任鄂豫皖党政军一把手的情形何其相似，沈会成为与老张一样的拥有至高威信的领导人吗？
沈泽民时年30岁，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之后的危急时刻挑起了坚守鄂豫皖的重担，此时大别山一片腥风血雨，国民党军在血洗大别山、铲除干净、绝尽根苗等口号下，纵容还乡的铲共义勇队等反动武装，正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消灭。
鄂豫皖根据地大幅减少，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留下的主力部队只有红25军75师两个团，还有军特务营，以及红27师3个团，总人数5000多人，另外还有近万人的地方武装和两万伤病员，还分散在各地，只能任人宰割，形势十分严峻。
年仅30岁的沈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总结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重新部署了根据地的工作，并决定重建红军主力部队红25军，自此，大别山区在经历短暂的混乱之后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力量。
红25军重建之后屡战屡胜，鄂豫皖根据地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在形势好转之后，沈决定摒弃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执行中央的左倾冒险政策攻打敌军重兵驻防的七里坪，不仅如此，肃反也没停下，边打仗边肃反，结果可想而知，红25军减员严重，惨遭失败，几乎陷入绝境。
不得已，省委最后决定，各部队化整为零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此时沈泽民的病情也加剧在这样缺医少药的环境中也无法得到医治并最终于1933年11月病逝，年仅33岁，此时距离他接掌大别山的帅印才过了一年的时间。
沈泽民虽然病逝，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做了一件改变红25军甚至是影响未来中央命运的大事。
沈泽民在临终前给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并派成仿吾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此时中央早已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成仿吾又辗转来到瑞金向中央汇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红25军主力做战略转移，把敌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以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同时决定让成仿吾留在中央工作，派程子华作为中央代表去红25军工作，中央和地方做干部交流这一招也是打破山头主义的有效手段，程子华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25军的山头主义问题。
如果没有沈泽民坚持向中央汇报，就没有后来红25军的长征，更没有红15军团的组建，更没有在中央处于低谷时徐海东的鼎力相助，这一点估计沈泽民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有一点早早离世的沈泽民没有导致鄂豫皖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沈泽民去世之后，接替他位置的是徐宝珊，与沈泽民不同，他没有留苏经历，完全是在湖北地方成长起来的干部，与王明的中央联系不多，虽然没有完全停止肃反，但是也拯救了不少干部，并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巩固根据地，可惜徐宝珊在1935年5月红25军长征途中因病去世。
红25军的这个山头的一把手再次更迭，接替徐宝珊位置的是红25军政委吴焕先，可惜他不久也牺牲了，吴焕先牺牲后，从中央来的程子华接替了他的位置，程子华是中央派来的，之前与鄂豫皖没有什么关系，来到红25军工作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更不可能形成绝对的权威，此时已经到了1935年9月，距离红15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党的领导，集中兵力，统一指挥作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撤销红25军、陕北红26军、27军番号，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并议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自此红25军番号正式成为历史。
两个月后红15军团与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
在红25军时期，由于最高领导人接连因病逝世和牺牲，导致红25军无法像红四方面军和红28军那样形成一个老张或高敬亭那样权威式的领导人，而程子华的到来又让中央在这个山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红25军才避免了重蹈红四方面军的覆辙。
但是同出自鄂豫皖的红25军要说完全没有山头主义那是不可能的，这从后来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
抗战开始后红15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1938年8月，徐海东因病离开部队休养，那么谁来接替徐海东担任344旅旅长呢？当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想让长期跟随徐海东的687团团长，资历深、作战勇猛的田守尧接任，田守尧也很高兴，结果中央任命红一军团出身的杨得志接任，这对于在红25军山头素有威望的田守尧来说很受打击，竟然跟中央闹起了别扭，原红25军出身的指战员也替他抱不平，影响了部队的稳定。
为了尽快稳定部队，朱老总亲自出马，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对田守尧和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情况进行了批评，最终终于把这股邪火给压了下去。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红25军的山头主义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公然与中央唱对台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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