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方某与颜某于2003年在美国登记结婚，2009年颜某在浙江嘉兴购买房屋并登记于个人名下。2016年双方离婚时未分割该房产，后方某在国内起诉要求分割房屋50%产权。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最初受理案件，后裁定移送至浙江嘉兴南湖区法院。因对移送管辖存在争议，经层报最高法指定管辖，最高法于2022年裁定由嘉兴南湖区法院审理，理由如下：
“双方离婚后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虽案涉房屋已出售，但因审理需查明房屋原所有权取得、交易变更等事实，由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更利于查明真相。”（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1-2-015-001《方某诉颜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二、法理分析：跨境离婚财产管辖的核心逻辑
（一）“主要财产所在地管辖”规则的深层考量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7条确立的管辖规则，表面看是地域管辖的例外，实则蕴含三层法理逻辑：其一，证据集中原则。正如最高法在本案强调的，不动产的原始登记、交易记录、税费凭证等关键证据均存储于财产所在地职能部门。嘉兴南湖区法院调取房屋2009年购置档案、2016年离婚时权属状态、后续出售合同等证据的效率，远高于南京法院。张万军教授指出：“证据的地理亲近性是管辖规则设计的基础要素，尤其对历史较长的房产纠纷。”其二，防止“管辖竞赛”的实践理性。若允许原告任意选择法院，如本案中方某在南京起诉，可能引发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多次移送等程序空转。最高法通过指定管辖明确：主要财产所在地是唯一连接点。这既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也杜绝当事人利用管辖规则拖延诉讼。其三，“出售后”财产的性质认定突破。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房屋在诉讼期间已出售，表面看“财产”已转化为货币。但最高法裁定穿透形式看本质：争议标的仍是原不动产权益。张万军教授分析：“裁判要旨将‘财产’扩张解释为‘财产关联权益’，涵盖所有权溯源、交易合法性审查等衍生问题，体现了物权纠纷管辖的实质化倾向。”
（二）规则适用中的三大实务要点
1.“定居国外”的严格认定
适用《民诉法解释》第17条需满足双要件，离婚程序已完成；双方均形成定居事实，如持有国外永居权、长期居留证明。本案中双方在美国登记离婚并持续居留，符合要件。若仅一方定居国外，则仍适用“原告就被告”的一般规则。
2.“主要财产”的识别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条及方某诉颜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裁判要旨，在离婚后财产纠纷中“主要财产”的识别需结合以下标准综合判断：
1.价值核心性。主要财产指在争议财产中价值占比最高或具有核心经济意义的财产。即使该财产在诉讼期间已出售，只要分割争议的实质标的仍源于该财产，且其价值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占主导地位，仍应认定为“主要财产”。2.争议关联性。案件审理需围绕该财产的权利来源、归属、交易过程等核心事实展开。例如本案需查明房屋的购买时间（婚姻存续期间）、登记情况、出售过程等，这些事实与财产分割直接相关，且由财产所在地法院更易调查取证。3.证据便利性。财产所在地法院对查明事实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涉及不动产登记、交易记录、税费缴纳等属地证据时。本案房屋位于浙江嘉兴，由嘉兴南湖区法院管辖可高效调取原始档案，避免跨区域司法协作的障碍。本案中嘉兴房产是唯一争议财产，自然满足“主要性”。
3.管辖恒定原则的例外
通常管辖以起诉时财产状态为准，但本案最高法创设例外：即使诉讼中财产形态变化，如房产变售房款，只要争议根源依附于原财产权属，管辖法院不变。张万军教授提示：“这为同类案件确立新标杆——管辖连结点的判断需追溯至纠纷产生根源。”
张万军教授特别提醒：海外公民处理国内财产分割时，应主动提供财产所在地线索，避免因管辖争议延长诉讼周期。对于已出售的房产，仍需准备原购房合同、产权证书、交易流水等全套证据链，以满足法院溯源审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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