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华野正式整编为三野，麾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兵团也同时成立，不过，在四个兵团的人事安排上，却出现了与兄弟部队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以当时的一野、二野、四野乃至华北野战军为例子，兵团司令往往都是自身系统内最强之将，像一野的王震、许光达，二野的陈锡联、陈赓和杨勇，以及四野的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和邓华，均是各自系统里，能力拔尖、业务过硬者。
包括华北野战军也是这种情况，华北野战军原有18 、19、 20三个兵团，兵团司令分别为徐向前（后换成周士第）、杨得志和杨成武，这三位不管是作战能力还是指挥能力，更是人皆叹服的强中手。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兵团司令理应选本系统最强的，但在三野，并不是这个样子。
一、并不是说选定的四位不强
先看当时三野的四大兵团司令员都是谁。
第七兵团王建安，第八兵团陈士榘，第九兵团宋时轮，第十兵团叶飞，这便是三野成立时四大兵团的司令员。
这四人，在资历上确实是最优人选。
如王建安，出身红四方面军，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大军区领导人。
1943年后，王建安又任鲁中军区司令，相比于之前大军区领导人的地位，这个鲁中军区司令员算是降了。
到抗战胜利，王建安又在华野八纵司令政委一肩挑，还曾担任过山东兵团的副司令。
而八兵团的陈士榘，同样资历颇深，抗战时期的343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区参谋长，以及华野参谋长和陈唐兵团司令，另外淮海战役最后阶段粟裕病倒，也是陈士榘代为指挥的。
再然后就是宋时轮，他是山野的首任参谋长，还带出了10纵这支英雄部队。
最后就是叶飞了，如果说谁的资历最没有争议，那一定是叶飞，叶飞自新四军成立，就是团长之职，后又担任过苏北一纵的纵队司令兼政委，以及苏中军区司令兼新四军第1师师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更是出任了华野1兵团副司令职务。
因此，按照资历去看，这四位出任兵团司令确实恰如其分，相比之下，能和这四位在资历上比拼的，也就是许世友、王必成以及陶勇了。
不过，在华野整编为三野之际，许世友将军为病后刚调任山东军区，因此他就无法再竞争三野兵团司令，这也是个不小的遗憾。
而王必成和陶勇，这两位在竞选兵团司令时，确实有点委屈。
论战绩，王必成和陶勇与其他几位不遑多让，并且他们与叶飞这三位，是粟裕麾下赫赫有名的“叶王陶”组合。
说起“叶王陶”组合，曾经还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小事。
上个世纪90年代，有研究党史的同志去找叶飞上将了解资料，聊了一会就问叶将军，说当初新四军时是不是有一位叫“叶王陶”的猛将，跟着粟裕将军没少打胜仗，怎么现在没人提起了？
叶飞听完，先是愣了一会，然后哈哈大笑，告诉来人，这“叶王陶”可不是一个人，而是叶飞自己，以及王必成和陶勇。
叶飞不必多说，单来说说王必成和陶勇。
若论资历，这二位与王、陈、宋、叶四人相比，有逊色但差的不多，且还是粟裕爱将，因此是有机会竞争一下兵团司令的，但之所没有入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三野在考虑干部任命时，本着顾全大局所遵循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做干部要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要遵循这个原则，原因与三野的前身，也就是华东野战军的来源息息相关，
二、考虑到各方面的人事安排
众所周知，华野的来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即新四军和山东军区部队，这两大板块，组成了后来的华东野战军。
而华野成立时，麾下的一、四、六纵这三个王牌纵队，便主要是由原来的新四军一师（与六师合并后的一师）组成的。
再看山东军区部队，当初山东军区下辖有鲁南、鲁中、滨海、胶东和渤海这几个军区，因此，山东军区部队也是由这几个军区的部队组成的。
华野成立后，原鲁南军区出了一个三纵，原鲁中军区则出了八纵，此外，胶东军区出了九纵和十三纵，渤海军区则出了十纵。
正是因为组成的成分较多，因此在考虑兵团司令人选时，就必须考虑到平衡。
叶飞出自新四军一师，且资历够格，能力更是不错，所以他作为一师的代表担任兵团司令，是理所应当的结果。
而王必成（曾任新四军一师二旅旅长）和陶勇（曾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纵司令员），与叶飞一样，同出于一个系统，在叶飞已经出任兵团司令的情况下，他们二位自然就无法再担此职了。
不仅是兵团司令职务，包括兵团政委，也是基于这个原则。
华野四大兵团政委，分别是谭启龙（七兵团）、袁仲贤（八兵团）、郭化若（九兵团）以及韦国清（十兵团）。
这四人中，韦国清是原苏北兵团司令员，因此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新四军二、四、七师的代表，出任兵团政委。
这么一来，新四军这边就基本考虑全面了，而山东军区这边，还有鲁南和胶东需要考虑。
鲁南的人选，按理说应该是原鲁南军区的两位首长，即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和政委王麓水，但这二位中，张光中将军在三野整编时已经去了地方工作，王麓水则在解放战争初期便不幸牺牲，因此，曾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郭化若便成为了鲁南的代表，出任兵团政委。
而胶东这边，代表自然应当是许世友将军，但许将军当时已经去了山东军区，因此，曾是他副手的袁仲贤，就相对比较合适。
最后就是谭启龙，其实当时有一位比谭启龙更为合适出任兵团政委，那就是曾任苏北兵团政委的陈丕显，不过，陈丕显与张光中一样，重心也是在地方工作上，由于他不在野战军系统，自然便无法任兵团政委职务了。
而按照这个原则捋下来，王必成和陶勇未能入选兵团司令，也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
三、最委屈的猛将
最有资格但却未入选三野四大兵团正职的，有许世友、王必成和陶勇这三位，而在三位中，最委屈的，既非许世友也不是王必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许世友将军不委屈的原因倒不复杂，由于他在病后调任至山东军区，因此也就只能与兵团正职遗憾错过。
况且，许世友将军后来又出任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也说明，当初中央对他是考虑更长远的重用之意，所以在当时自然不会让他束缚在一个兵团上。
而王必成这边，除了出身系统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
王必成是粟裕麾下三大猛将之一，打起仗来没的说，不然也不会有“叶王陶”的美誉，但如果细心的话就会发现，虽说他与叶飞、陶勇都长期跟随粟裕征战，但却与叶、陶二人有一个小区别。
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一肩挑”这三个字上。
早在抗战时期，也就是叶飞担任新新四军第1师第1旅旅长时，他就是旅长政委一肩挑，到了华野成立后也是如此，他在担任一纵司令员的同时，也担任着纵队政委。
而陶勇的情况也差不多，抗战期间，他就是苏浙军区3纵的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在华中野战军时，他则是8纵司令员兼政委。
能做到“一肩挑”的，实际上就是能力极强的证明，换句话说就是军政皆优，比如彭老总，他在西野就长时间一身兼多职。
而王必成在这一点，比起叶、陶二位确实有些许逊色，因此，最委屈的自然也不是他，真正委屈的，正是陶勇。
论资历，陶勇出身红四，长征时转入红一，后又回到徐帅身边工作，并且毕业于抗大，1939年时就已经是苏皖支队司令员。
而论战绩，在新四军北上之后，除了宿北战役未曾参加外，陶勇基本上是打了一个遍，由于指挥作战英勇顽强，且经常身先士卒，被人赞为“拼命三郎”。
并且，他也是粟裕全心全意传授用兵心得之人，甚至可以说，陶勇身上能看到不少粟裕的作风，尤其是直不藏私这方面，更是如粟裕将军一般无二。
如此将才，在三野诸多将领之中，虽说不至于强人一头，但名列前茅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兵团毕竟只有四个，干部人选也只能优中选优，再加上已经有叶飞将军作为代表了，所以，陶勇便只能遗憾的不参与其中。
好在陶勇将军担任了兵团副司令，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海军建设之中，并出任了东海舰队司令团和海军副司令，也算是弥补了这一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