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一年毕业季，西安却有许多中考学生与家长正焦虑于“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的志愿填报制度。学校被主管部门分级成“省示范”“省标准化”和普通学校。而此前的省、市、区“重点学校”被取消后，又一次以另外一种分级下的高中被一些教育者质疑。
分级招生形成“招生过滤网”
西安的初三学生与家长年年都格外关注“省示范”和“省标准化”高中名单，因为这种不仅仅是对学校的分级，更与考生填报志愿息息相关——学生第一批次志愿必须填报2-3所示范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完才能录取第二批次。
明明一直喊着“教育公平”的口号，西安现行的这种录取政策却是存在系统性歧视：示范高中优先录取并强制考生第一批志愿填报示范高中的规则，使招生形成严密的“择校过滤网”。普通高中被迫只能接收被示范高中筛过数遍的“粗粉”，却被家长质问为何蒸不出“白面馒头”，普通校师生感受到双重挫败。这种制度导致学生与家长的焦虑加剧，毕竟这不是看病，“二甲医院”“三甲医院”病人可以自主选择。
对学校的分级也导致学校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名校通过各种手段“掐尖”招生，成绩好的学生越来越集中，名校的升学数据越来越好，慢慢地学校间差异也越来越撕裂。以陕西为例，优质高中集中于西安少数几所学校，导致周边县市陷入恶性循环：优秀教师被高薪挖走，本地生源外流，学校声誉下滑，进一步加速资源流失，这种区域失衡不仅损害教育公平，家长们也在这种教育焦虑中选择带孩子走向大城市，人口的外流也导致了城乡差距扩大的社会问题。
为缓解教育不均衡，陕西省规定示范高中要将50%招生名额定向分配给薄弱初中。但有知情人透露，一些名校却通过“国防班”“创新班”“卫星班”“丘成桐少年班”等各种名目提前截流优质生源，统招的比例缩水，“定向生”名额随之缩水。
比如某校今年本来要招收1000个学生，那“定向生”就本应招500个，现在这所学校通过创办的各种“班”已经提前招收300个学生了，那统招的人数就变成了700个，定向生在700个里取50%成了350个，只占当年总招生数的35%，更有甚者不足10%。如果一年有10所学校这样操作，那陕西省一年就至少有1500名学生无法进入更好的学校，这种“先挖渠后放水”的操作，使教育公平沦为数字魔术。
这种制度下学生也被打上标签，在招生环节就已分出优劣，有的学生在进入普通学校起就丧失了斗志，这与公平的人才培养的理念背道而驰。
“穷国办大教育”演进为“学校分级制度”
说到“省示范”“省标准化”学校的划分制度，就不得不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重点学校制度了。在那时“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局中，重点学校制度通过允许校办工厂、拆墙开店、收取择校费等方式，确实起到了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作用，让一些学校形成“有钱-好老师-好学生-高收费”的滚雪球效应，在特定阶段快速提升了局部教育质量。
正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一部分学校也先好了起来，这种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促使西安市崛起了数所“超级中学”。有的学校通过开发区划地、国企注资的“国有民营”模式，既规避政策限制又实现资本积累。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带来教育不均衡的弊端逐渐凸显，重点学校的名号慢慢就被取消了。可学校间的分级并没有消失，而是在2000年以后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异化升级成了主管部门贴上的“省示范”“省标准化”的新标签，这本质上其实是行政主导的学校间二次分层，学校在政府主导下被划分三六九等，教育不均衡愈演愈烈。
教育的初心本应是让学校、学生都好起来，在一轮又一轮的评审过程中，学校间却悄然开启了资金集中、名师集中的“保级大战”，各区县教育部门也将此当作政绩，示范校数量成了“KPI”，慢慢地，示范校数量泛滥。有知情人透露：西安市现有省级示范高中数量较本世纪初增长近5倍。根据公示数据，2024年陕西省的示范高中达到122所，其中光西安就43所，而西安总共就175所高中。所谓“示范”已丧失实质意义，而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却必须将“省示范”放在最前面，这哪是自愿选择。
这种分级制度也制造出一条“名校恐惧链”：高中示范校压力传导至初中名校，催生出“小升初”择校大战，家长为获取“校额到校”资格（指有些学校有政策，在本校初中上满3年的学生仅通过简单的内部考试就能直升本校高中），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布局学区房、竞赛证书、特长生培养。这种焦虑从学校传导到家长、传导到学生，家长负担变重，学生的抑郁率也明显上升，上没上名校成了学生好坏的标准，学生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来自学习成就以外的快乐，抗压能力变差也导致心理疾病进一步提高。
随着"北跨""西融"战略推进，西安高新区三期、西咸新区、浐灞国际港等新兴区域涌现出大批新建学校。这些学校硬件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却因办学年限不足无法参评示范校。目前名校的评定标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安发展战略的推进。
教育部门应从“评审者”转为“服务者”
分级制度的弊端不仅仅是制造了家长与学生的焦虑，还催生出系统性的政策套利空间：公办名校借“名校+”模式扩张，民办学校利用“国有民营”模糊产权，资本通过“国防班”等名目规避定向生招生限制。曾爆出一些名校既享受公办资源又收取高额学费，更有甚者将教学楼出租给教育机构办“校中校”,这些乱象都暴露出分级制度已异化为利益集团攫取资源的合法外衣。
当“省示范”“省标准化”分级制度异化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当定向生政策沦为数字游戏，当教育焦虑转化为触目惊心的青少年心理危机，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人为制造教育不平等的分级制度，究竟在为谁站台？如果好学校要靠抢生源来证明实力，和菜市场抢新鲜蔬菜有什么区别？
破解教育焦虑，就要打破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制度，教育主管部门不单单是“评审者”，更应该是“服务者”。上海将“学生进步幅度”“教师发展指数”作为考核重点促进了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湖南桃源县将所有初中按人口比例分配优质高中名额促使县内教育生态明显改善。陕西也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取消行政主导的分级评审，废止省级示范校、标准化学校等行政评级，建立以“增值评价”为核心的新型评估体系。
教育不是优胜劣汰的竞技场，而是静待花开的育人之地，希望我们每所学校都能成为照亮生命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