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围绕着正太、同浦和平汉“三路”以及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四城”，教员与聂荣臻、贺龙等人展开了下一步作战计划研讨。
按照教员本人的初步设想，是向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率先发起攻击，充分利用中央军与地方派系之间的矛盾，在彼此配合协作不力的情况下设法各个击破。当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他看来，相比于敌军重兵把守的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地，驻守大同的两万晋绥军力量明显较弱，且在贺龙指挥部队的连续打击下，大同已成为失去外围屏障的孤城，凭借晋察冀和晋绥两大野战军的通力协作完全是探囊取物。
不过，战役最终的走向却并不乐观。随着傅作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分三路向集宁、凉城和卓资山出击，最终迫使我军围城部队陆续撤围。
大同集宁战役就此落下了帷幕……
傅作义的“半路杀出”不仅让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的大同集宁战役功败垂成，后续又通过攻占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致使华北战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以至于朱老总本人在教员的委托下，亲自前往晋察冀军区指导整军备战工作，这才逐渐恢复和掌握了华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很多人心中可能都有个疑惑，像大同集宁战役这样的规模化军事行动，事前难道没有响应的“应急预案”吗？
其实，早在战役开始之前，教员就曾两次致电晋察冀军区，表达了自己的两点意见，或者又可以称之为疑问：
两次电报发出时间相隔一个周，可见教员对战场的战略态势是有着更加深入的考量。而收到指示的聂荣臻也于1946年8月2日在阳高主持召开了军事联席会议，除晋察冀军区指战员外，出席会议的还包括配合作战的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
会议整体氛围十分浓厚，参会人员也大都对此次战役持积极乐观态度。
一来大同此刻已然成为晋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我军外围作战节节胜利，顺利拿下指日可待；二来出于势力范围的保护，阎锡山大概率不会让傅作义染指山西地盘，外加傅作义从归绥调兵增援也并非朝发夕至的易事。
只是，让在场众人始料未及的是，恰恰因为阳高会议没有讨论傅作义东援的可能并制定应对方案。导致大同集宁战役一开始，我军就出了两个明显的纰漏：
一是对大同守军实力的估计不足，二是错误的估计了傅作义部队增援的速度。
这里不禁又使人产生疑问，既然傅作义决定率部增援，情报战线应该第一时间传出消息，以便前线部队及时作出战略战术调整，难道是情报工作出现了差池？
事实上，情报部门在大同集宁战役发起前几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对方的具体情况和下一步动向传递给晋察冀军区指战员这里，但对这个关键情报，一线指战员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如今，每当我们提起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功臣”，首先想到的是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其实，还有一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时任国军华北“剿总”政工处少将处长兼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
当然，他的另一层秘密党员身份傅作义并不知晓。也正因如此，阎又文自抗战初期进入傅作义身边工作以来，利用公开身份的便利不断传递出一些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看过柳云龙执导的电视剧《风筝》的人，应该对主人公郑耀先在建国多年后重新收到军统老上司郑介民的启用电报一幕印象深刻。放在现实生活中，阎又文也有相当一段时期的“闲棋冷子”经历。
阎又文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随后便在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
在延安接受边区保卫处的情报侦察培训后，阎又文便被组织安排到马鸿逵部队中工作。不久后，受北方局徐冰的委派，阎又文进入山西同乡傅作义身边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蒋频频制造国共摩擦挑衅行动时，傅作义迫于压力也曾一度将部队中的我党人员“礼送出境”，却唯独将秘书阎又文留在了身边。
不过，阎又文也因此与组织中断了联系，直至抗战胜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的主动对接联络下，阎又文重新被启用。
一边是隐蔽战线的关键情报员，一边是备受傅作义信任的秘书，阎又文的身份和位置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再加上阎又文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兼任国军第12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和机关报《奋斗日报》的社长，对傅作义的家底和一举一动几乎都了如指掌。
早在大同集宁战役爆发前5个月的时间里，阎又文就注意到傅作义有追随老蒋打内战的想法，为此，他在汇报中特地向上线作了强调：
遗憾的是，这份富有前瞻价值的战略情报，并没有引起当时华北野战军指挥层面的重视，反而令对方感觉到该情报对傅作义的军事实力有些估计过高。
事后，当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得知此事后，也略显无奈的说道：
毫无疑问，阎又文在大同集宁战役前的这份战略情报没能引起足够重视，为后面的一系列失利埋下了伏笔。
大同集宁战役期间，傅作义在得到老蒋的地盘许诺后，出奇兵以“围魏救赵”的战术猛攻集宁，趁我军在攻城和打援上左右摇摆的间隙，相继攻占卓资、集宁，解了大同之围，而后又陆续占领了丰镇、阳高和张家口等地。
谈及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李克农颇为痛心的发出感慨：
但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经历战场失利后，阎又文的情报得到了晋察冀军区乃至军委的高度关注。
1948年4月，考虑到东北地区即将展开一场大规模战略决战，为掣肘傅作义部对东北战事的增援，阎又文接到了摸清摸透傅作义部队情况和思想动态的指示。
在综合1947年冬老蒋撤销北平行辕、由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傅作义本人的消极失望情绪后，阎又文在对上电文中着重强调了一点，即东北即使有大的战事发生，傅作义也未必会按照老蒋意图和指令行事。
有了阎又文的这份情报，也算间接促成了辽沈战役夺取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决策。
此外，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原本计划休整一个月后再行入关参加华北的作战。但随着阎又文将老蒋指示傅作义率部沿塘沽南下的战略情报传递出来后，教员当机立断，令东野结束休整即刻入关，同时作出华北野战军暂缓进攻太原、归绥，华东野战军暂缓围歼杜聿明集团的部署。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背后提供情报的阎又文自然功不可没。
天津战役结束后，阎又文获悉傅作义为自己设计了三条道路，即南逃会蒋、向西投靠马家军和固守北平继续顽抗。在对方左右权衡之际，阎又文再次力劝傅作义：
最终，阎又文将傅作义再次规劝到谈判桌上来，并在之后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起草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的文告。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在傅作义任部长的水利部担任办公厅主任一职。1962年9月25日，调任国家粮油生产局局长不满一年的阎又文因病逝世，年仅48岁。
在阎又文去世后简短的官方碑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颇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