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1898-1959，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黄埔军校二期生，国民党特务头目、陆军二级上将衔。1932年参加“复兴社”，为核心人物之一。曾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军统局局长，1949年10月退往台湾,任“国防部次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等。1959年病逝于台北。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新桂系势力的不断扩大，使蒋介石颇感不安，时刻想除去这颗眼中钉。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心思后，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可以凭着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是同学，而且私交深厚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于是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非常高兴，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得令，便神不知鬼不觉，悄悄跑到武汉，租下一家小客栈的下等房间，身着破旧衣衫，装着穷困潦倒的样子，步行去汉口第四军团总司令部找李宗义，谎称失业已久，生活无法维持，特来投效，希望收容。李宗义看到他那副样子，便毫无怀疑，让他搬到总部同室而居。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老总”，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因“老总”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表面上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李兄”，博得李宗仁的好感。其他一些高级将领，看到李氏兄弟和郑关系这么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这种机会开始倒桂活动。郑介民收买了桂系总部机要人员，偷出桂系部队联络密码，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李宗仁占领武汉后，为拉拢湖北人，曾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鄂籍将领得到重用，引起桂籍将领不满。郑介石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的言论。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蒋介石便派人对那些有意见的将领收买拉拢，分化瓦解，可李宗仁根本没有觉察出他的部队已在内部发生变化。李介石企图不经中央政府会议批准，擅自越权免去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代之以桂氏将领何键。蒋认为时机成熟，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宗仁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于1929年3月间发动蒋桂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却。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军队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地夺取了武汉。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特别活动费剩下的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这一时期郑介民也做了一件令蒋介石失望的事，引起蒋的不满，一度对郑冷落。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广西，担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住在南宁。当时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郑介民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广西的桂系。不久，蒋介石令其任驻防柳州杨腾辉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并同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伙同一气，控制广西省主要财源。广西部队的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郑介石还重演武汉故伎，收买拉拢俞的部下。俞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
1929年秋，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俞作柏在南宁发难，通电反蒋。蒋指示郑介民留在广西暗中主持“倒俞拥蒋”活动。此时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回南宁，便连夜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不久，俞作柏垮台。12月，郑取道香港，回到南京。当然，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在控制分化瓦解广西部队方面办事不利，无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再也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1932年3月，蒋介石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被选为社干事会干事。该社成立特务处，郑介石被蒋指定为副处长。郑不甘心居于戴笠之下，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保荐自己去干别的工作。蒋介石告诉康泽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了。”后来，郑介民知道蒋不会调动自己的工作，只好与戴笠相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