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达人”是什么模样？
玩到让马未都都得竖起大拇指夸赞，
甚至有人直接表态：十个王思聪加起来，论“会玩”，也得甘拜下风。
他是谁呢？
他就是王世襄。
要聊王世襄，得从他那非同寻常的家世说起。
1914年，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之家，妥妥的“京城少爷”。
祖辈好几代都是朝廷重臣，刑部、工部尚书等职位信手拈来。
他父亲王继曾担任秘书长，留过洋，见过大世面。
母亲金章更是不得了，画坛才女一枚，鱼藻画技堪称一绝。
他们家随便一件摆设，一幅字画，背后可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按道理讲，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应该是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
家里也是这么期待的，三岁就请老师教《四书五经》。
可王世襄呢？心思全然不在那些“之乎者也”上。
老师在前面念书，他的脑海里全是鸽子如何飞翔，蛐蛐儿怎样斗法，甚至琢磨着怎么去捅马蜂窝。
母亲耐心地教他《论语》，他嘴上应付着，眼睛却早瞟向窗外，满脑子都是玩乐的念头。
长辈们研究古籍竹简的时候，他却能从一块西瓜皮上找到乐趣，雕刻出小玩意儿。
家人看着直叹气，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谁能想到，王世襄竟然从这些“玩乐”中悟出了自己的门道。
他可不是瞎玩，而是真心投入。抓蛐蛐儿，他能分辨出哪种品相的战斗力最强。
养鸽子，他能研究出如何让鸽哨的声音传得更远，如何让鸽子飞得更有规律。
这种对“玩”的执着和钻研精神，早已融入他的骨髓。
王世襄的“玩”，种类繁多，且样样精通。
十几岁时，京城玩乐圈子里他已经小有名气。
蛐蛐儿玩到最后，他竟写出《蟋蟀谱集成》这样的专著，将民间的小乐趣提升到了学术的高度。
他不仅养鸽子，还深入研究鸽哨，收藏了几百枚，能从哨音中听出门道。
后来又迷上了玩鹰，练就了一手架鹰捕兔的绝技，威风凛凛。
除了这些活物，他还热衷熬鹰、驯狗、抓獾，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玩出新花样，他就乐此不疲。
别人玩是为了开心，他玩却是深入探究，非得玩出名堂，玩出学问不可。
这种劲头，不仅让他在玩乐圈站稳了脚跟，
更重要的是，这种钻研精神为他日后踏入文物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王世襄加入了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下，像是给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面对那些精美绝伦的古建筑、古家具、古器物，他内心那种“玩”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只不过这次的对象变成了更具文化底蕴的国之瑰宝。
他参与了大量流失海外文物的追讨工作。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钱没有权，全靠一腔热血和敏锐的眼力。
他能从古董贩子口中套出线索，也能在废墟中抢救文物。
他曾追回四百多件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甚至还从日本要回一百多箱古籍。
战火纷飞时，他硬是从瓦砾堆里扒拉出几百件青铜器。
同行都说，他这是拿命在守护文物！
这份为国护宝的热情，是炽热的。他追回来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部交给国家。
运送文物的费用，常常是他自掏腰包。
这种热忱，这种清白，让人由衷敬佩。
提到为国护宝，就不能不提另一位民国奇人张伯驹。
张伯驹同样出身显赫，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更是顶级的收藏家。
为了不让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流落海外，
他不惜倾家荡产，变卖豪宅，这份气魄和担当，感天动地。
后来，他把这些稀世珍品悉数捐献给国家，成就了一段文化传奇。
王世襄和张伯驹，这两位京城文化圈的佼佼者，虽然性格和行事风格迥异，
但在守护中华文脉这件事上，却是一样的执着，一样的无私。
张伯驹的守护，带有一种悲壮的浪漫，是以个人之力对抗时代洪流，千金散尽只为留住民族的根。
而王世襄的贡献，则更多体现在他日积月累的专业学养和不懈的努力上。
他不仅仅有追回国宝的勇气，更有鉴定、研究、阐释这些宝贝的深厚功力。
张伯驹还将自己花四万大洋买来的《平复帖》借给王世襄读了一个月，
很多人想高价购买，张伯驹都拒绝了，最后直接无偿捐给了博物院。
后来，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明式家具、漆器、竹刻等等。
他撰写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堪称相关领域的“圣经”，
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董桥称他是“活故宫”，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说，王世襄和张伯驹，一个以“玩”入道，最终将兴趣升华为护国之学问。
一个以“藏”明志，将家财化为国之重器。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王世襄的“玩”，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上的文物古董，或者飞禽走兽吗？
那可就太小看他了。他还是个顶尖的美食家，而且是能亲自下厨、做得一手好菜的那种。
他品菜，讲究色香味形器，缺一不可。
就说那道“海米烧葱”，听起来很普通吧？
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普普通通的大葱，在他手里能做出比山珍海味还鲜美的味道，能配三碗大米饭。
还有老北京的涮羊肉、炸酱面，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涮羊肉的肉片要切得多薄才合适，七上八下火候怎么掌握。
炸酱面的面码儿更是四季分明，什么时令配什么菜，一点不含糊。
他甚至还研究过怎么做“冰箱烤肉”，利用冰箱制冷管外壁的热量来烤肉，这份奇思妙想，也只有他能琢磨出来。
对他而言，吃，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与朋友交流情感的方式。
他和汪曾祺这些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交流厨艺，品评美食，那份自在和惬意，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他的儿子王敦煌，也继承了他对吃的热爱和研究，写了一本《吃主儿》，把家传的这点儿美食心得分享给了更多人。
王世襄这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家道中落的窘迫，他也经历过。
历史风浪的冲击，他也未能幸免。这些打击，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垮了。
可王世襄呢？他硬是挺了过来，而且过得有滋有味。
在最苦最难的日子里，他那股子“玩”的精神成了他最大的支撑。
让他养猪，他能从猪的吃相里发现乐趣，写出“猪较莲花易养，所食也比莲花易得”这样的句子，苦中作乐。
让他挑水种菜，他能从田埂边盛开的油菜花里看到生活的美好。
他说过：“我是一个老运动员”，这话里有自嘲，更有看淡风云的豁达。
尽管命运多舛，王世襄在学术上的成就从未停歇。
他撰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被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此外，他在漆器、竹刻、匏器、鸽哨、蟋蟀谱这些看似“小道”的领域，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分量十足的专著。
2003年，他还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即便声名远扬，王世襄骨子里依然是那个爱玩、会玩的“老顽童”。
马未都回忆起他，总说他身上有一股“气”，一股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劲儿，正是这股气成就了他。
在晚辈面前，他从不摆架子，总是乐呵呵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他常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癖好，生活才有情趣。”他用自己的一生，把这句话活成了现实。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温情。妻子袁荃猷，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精通音律，与他志趣相投，相伴几十年。
他们的家“俪松居”，不仅是收藏珍贵文物的地方，更是他们诗意栖居的港湾。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
他的离去，让许多人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这话，道出了他的独一无二。
王世襄这一生，是“玩”的一生，更是创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王世襄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也不是那些等身的著作，
而是他那种“玩物不丧志，反倒励了志”的人生态度。
【信息来源】
北京青年报202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