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小男孩”,顷刻间,核爆产生的高温将一切都化为灰烬,9万平民死于非命。
三天后,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另一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瞬间4万人死亡,由于强大的核辐射,在后来的几年里,大量的日本平民相继痛苦地死去,真实的死亡人数要远高于日本官方给出的数字。
奇怪的是,为什么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表示公开谴责呢?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战后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接管日本。
1951年,当麦克阿瑟离开日本的时候,光东京就有十几万民众为其送行,竟然很多人感动得泪流满面,日本的一个县竟然有12万人,给麦克阿瑟送了一样礼物,用了八个月时间为他绣了一个画像,并恳请他继续留在日本。
无数日本儿童在“最崇拜的人”一栏里填写麦克阿瑟将军,这里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核弹,仅仅才过去六年,这不禁让人三观俱碎。
日本欢送麦克阿瑟
本文我们将深度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战后的日本与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两个极端,在二战末期,了抵御美国军队强大的优势,日本空军组织了神风特攻队,通过自杀的方式和美军的舰船同归于尽。
神风敢死队
为了防止飞行员逃生,甚至在出发前,直接将战斗机的舱门焊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将所以日本国民作为赌注,当时的日本人口一亿左右,于是就喊出来“一亿玉碎”的口号,发誓要和美军死磕到底,就这样一个拼死顽强抵抗的日本,为什么在战后对美国感恩戴德?前后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
人们通常都认为美国对日本的使用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理由就是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时间,离日本宣布投降就隔着几天,美国用核弹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战斗意志,所以今天日本对美国俯首帖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核弹爆炸的毁灭性是空前强大的,但是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日本军事上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投降,核弹虽然终止了战争,同时也是日本政治的“护身符”,这个观点,你也许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违反常识,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当时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视角。
早在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沙保卫战。
长沙保卫战中国指挥官薛岳将军
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如果说淞沪会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吞并中国的幻想,那么长沙保卫战之后,日本失去了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发动大规模作战的能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下,多年来日本陆军深陷中国战场,资源匮乏的日本,迫于能源问题,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卷入战争,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美军的毁灭性打击,彻底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
毛主席《论持久战》
日本海军从此彻底失去了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日本陷入全局战略的失败,1944年,日本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但是当时日本并没有选择投降,因为日本仍然有大量兵力,可以作为与同盟国外交谈判的筹码。
1944年9月中旬,日本在外交层面上就开始寻求媾和的可能性,日本通过瑞典向英国建议: 如果日本能获得和平,它将准备放弃所有在太平洋战争中征服的地方,如有必要,还将放弃“满洲国”。
但是英国方面给的暗示是,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其实我们对什么是“无条件投降”一直存在疑问,那么究竟什么是“无条件投降”?
最早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提出来的,所谓“无条件投降”针对的不仅仅是轴心国的武装力量,还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机制及文化。
同年,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又明确提出: “三大盟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的长期作战,换而言之,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就必须彻底根除日本军国主义。
开罗会议
之前的文章里,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进行过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这样一来就必然对日本天皇进行定罪,这触及到了日本的核心,这在日本人看来无异于“亡国灭种”。
日本的策略是非常狡猾,一方面在外交上单独向美国,苏联谈判,在投降条件的问题上,讨价还价。
另外一方面压上整个日本国民的命运,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在武士道精神的鼓舞下,日本军队陷入精神的癫狂,要与美国玉石俱焚,大大增加了日本在军事上投降的难度,美军的伤亡也不断扩大,日本试图利用同盟国在战后利益上的分歧,为自己谋求更宽松的投降条件。
我们先从美国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随着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在任期间离世,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连任四届的总统,随后杜鲁门出任新总统,美国政坛的更迭,导致美国对日本策略的变化。
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参议院,在对待日本投降这个问题上,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但是杜鲁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当时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本大使。
约瑟夫·C·格鲁
他本人伙同美国的一群亲日派,开始强烈主张利用天皇来为美国利益服务,并且在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蜂后论”。
他认为日本社会和马蜂的社会模式类似,日本天皇就像蜂后,日本民众就像众多工蜂为蜂后效力,如果从蜂窝里把蜂后拿掉,这个蜂窝就会崩溃,天皇是日本社会的安定要素,如果不折不扣的执行日本无条件投降,那么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好处。
1945 年 5 月,格鲁还强调指出: 在实现日本顺利投降的过程中,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只有天皇有足够的力量强制日军停止在中国的战斗,依靠军部首脑无法让日本投降。
现实情况中,日军歇斯底里的抵抗毫无投降之意,美军的伤亡持续飙升,杜鲁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促使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变,不再强调日本天皇和国家的投降,而将对象限制为日本的武装力量。
6月,在硫磺岛战役以及冲绳战役中,美军遭遇巨大伤亡,美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倾向于约瑟夫·C·格鲁的主张,接着美国主导盟军修改了《波兹坦公告》。
波兹坦公告
相比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来说,新版《波茨坦公告》则作出了很大的变动,没有涉及天皇问题,对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有两处承认了日本现政府,条款也相对缓和。
新版的《波兹坦公告》几乎完全是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对日本以天皇为首的主和派来说,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项,按道理,日本应该在这个时间选择投降,但约瑟夫·C·格鲁低估了当时日本的复杂性,天皇的确是日本尽快投降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
接着我们切换到日本视角,日本天皇作为实际统治者,在日本败局已定,向英国求和被拒绝之后,日本“主和派”只能选择从美国、苏联入手,约瑟夫·C·格鲁作为美国亲日派,试图撮合美国和日本,至少要保留日本天皇制度。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权衡多方利弊之下,谋求自保,选择“弃车保帅”,因为裕仁对本土作战没有信心,毕竟日本是一个岛国,没有任何战略纵深,一旦最终盟军占领日本,被迫接受无条件投降,这种结果是是裕仁无法接受的。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
在日本历史上,从镰仓幕府到德川幕府时代的终结,整整七百年间,日本天皇一直没有实权,只是精神象征,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统治日本社会,19世纪中叶,明治天皇睦仁,通过推动社会变革,彻底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
明治天皇(睦仁)的权力被前所未有的强化了,实现了日本社会的政教合一,在日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睦仁的孙子,裕仁成为日本天皇的时候,他的野心就是要统一世界,实现日本神道教里,历代天皇的夙愿“八纮一宇”。
裕仁的野心就是日本侵略扩张的精神根源,昭和时期的日本,就活脱脱变成了邪教,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个邪教的“魂”,所以日本靖国神厕又叫东京招魂社,由裕仁亲自参拜。
1944年,裕仁已经年过四十,如果无条件投降,裕仁很可能连吉祥物都做不了,而是成为日本二战的头号战犯,所以保留天皇制度,对裕仁而言,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日本当时并没有尽快接受新版《波茨坦公告》,主要出于两大原因,首先是日本当时没有搞清楚苏联的意图,早在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此时还在有效期内,只要苏联还没有和日本宣战,日本认为自己仍然有回旋的余地。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贪婪、自负、心存侥幸的,只要苏联愿意给出更好的投降条件,日本会立马倒向苏联,出于这个目的,日本一直犹豫不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武士道思想的影响,军部对于投降认输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
尤其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对于接受新版《波茨坦公告》,感到非常屈辱,所以他极力主张实施本土决战,于是阿南惟几不断向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施加压力。
结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日本内阁对待新版《波茨坦公告》的态度是再等等看,1945年,6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宣称: “新版《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并无任何重大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唯有坚决地把战争进行到底。
日本政客在投降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待价而沽的赌徒心理,是日本遭受核打击的直接原因,完全是咎由自取,日本的表态,让同盟国彻底失去了耐心,于是同盟国选择升级武力手段。
1945 年 8 月 6 日,在美国投下广岛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总统立即发表了对日声明,敦促日本尽快投降,日本首相铃木提醒天皇裕仁,此时是最佳投降时机,但是由于苏联方面一直没有表态,日本内阁仍然心存侥幸。
日本内阁及首相铃木贯太郎
直到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零时, 苏军从中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当全世界都在围剿日本的时候,日本才组织内阁会议,几个回合地讨论下来仍然无法达成结果。
经过5天的争论,日本内阁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直到8月14日,仍然没有结果,最后天皇裕仁直接绕开内阁,在15日,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要求日本武装力量停止战争行为,当天一直坚持抵抗到底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家中切腹自杀。
通过这一系列历史经果,理清来龙去脉之后,我们会发现,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根本无视国民的生死存亡,原子弹造成的巨大伤亡,并不是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
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的根本动机是,全世界已经和日本为敌,要是再不投降,日本的天皇制度将会不复存在,至于日本国民,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炮灰而已,根本死不足惜,这就是二战时期,日本全民之赴汤蹈火的“神”,昭和(核)天皇裕仁。
日本战败后的昭和天皇裕仁
所以作为中国人又怎么能指望日本能够洗心革面,正确地认识历史,为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呢?邪教从来不用担心没有教徒为他们卖命,只要有日本天皇这个头目存在,就会有狂热右翼分子继续扇阴风点鬼火,它们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终战诏书”是这一切的开始。
日本抢在美军进占日本本土之前,改变了所有部队的名称和番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调换和伪造档案,有组织地销毁与侵略战争有关的机密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图书馆,把所有载有战犯嫌疑人的履历资料的书籍处理掉。
这都是为了规避战争责任,保存实力,欺压民众,加强同美国占领当局讨价还价的地位,裕仁迫于压力而采取了一种积极合作的态度,主动地做出了顺应美国的要求,9月27日竟然驱车来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毕恭毕敬地拜见了麦克阿瑟,此后麦克阿瑟在日本就有了“五星皇上皇”的称号。
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裕仁
为了降低欧美国家对天皇制的抵触情绪,迎合美国人对“民主”和“人权”的偏爱,天皇在 1946 年元旦主动以诏书形式发表了《人间宣言》,公开放弃自己的神性。
与此同时,日本保皇派则向美国占领当局大肆游说,天皇亲自广播了终战诏书,才使得战争顺利结束,因此天皇在接受公告、决定投降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方面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这让麦克阿瑟更加意识到保留天皇制为美国占领服务的必要,因此认为不应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麦克阿瑟开始帮助裕仁逃避战争责任,帮助日本保留天皇制度,而天皇制的保留则是战后日本改革不彻底,无法正视历史的主要原因。
与同为法西斯的纳粹德国相比,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处理有天壤之别,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在继续追究纳粹犯罪分子,搜查嫌犯案超过了 10 万件,其中 6000 多件被判决有罪,纳粹德国被连根拔起。
纽伦堡审判
1970年,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起义区纪念碑前,突然自发下跪,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要知道,威利·勃兰特从16岁就开始和纳粹德国斗争,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他这一跪背后的意义非常重要。
华沙之跪
但是相比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东京审判最终只是绞死了一小部分战犯,大量的战犯逃脱了审判,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
屠龙的少年,终将变成恶龙,这不是什么童话故事,而是对现实的预言,罪恶昭彰的731部队成员,回到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继续学术研究,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不但没有被受到惩罚,后来竟然还出任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高级顾问。
日本政坛更是“百鬼夜行”,今天在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几乎全是战犯后代,日本内阁更是右翼分子的集散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是亲兄弟。
他们的外公就是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审判的战犯岸信介,绰号“昭和之妖”,不仅如此,后来成为了日本首相,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个首相,一个是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另一个他的亲弟弟,佐藤荣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的两颗核弹一下将日本的国际形象从“侵略者”,变成了“受害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成为了掩饰侵略罪行的政治工具,对日本右翼分子来说,求之不得。
美国的两颗核弹便成了日本政府投降的一个契机,是日本政府迫不得已“弃车保帅”的一种政治伎俩,或者是一种交易,美国主导日本的战后重建,根本目的就是,为将来与苏联进行博弈,增加筹码。
国际社会不存在正义和道德,也不是我们眼里的“恩怨情仇的江湖”,各国的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各国政府会根据需要,随时切换态度,日本人在其政府的洗脑之下,开始对美国人心存感激,这符合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利益。
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日本民众就对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离开,感激涕下,声泪俱下,结合前因后果,这就不难解释了,美国投下的核弹不但不是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反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保命符,同时也是美国收割二战成果的工具,并且在当时看来这是正义之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再次邀请各国领导人访问广岛、长崎,意在强调其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的身份,长崎每年8月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长期举行关于核爆的展览、教育和宣传,但是很少提及原子弹攻击日本的历史背景。
日本政府也不会为死于核弹的遇难者,公然谴责美国,因为一旦美国反驳,必然就会追溯到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罪行,那么日本多年来精心包装的“受害者”形象就会化为泡影,所以很多日本人只有受害者心态,不会去反省灾难发生的本质。
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在扭曲日本民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将是危害中国乃至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