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5年10月起，被告人杨某星在青岛市黄岛区租赁房屋，通过互联网发布招嫖信息，招聘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纪某峰最初作为卖淫女加入，后与杨某星发展为情人关系，开始担任客服工作。2016年5月，杨某星与逢某敏合伙经营华宇新村卖淫场所，约定各占一半股份并分工协作：杨某星负责线上招嫖、财务管理及人员招聘；逢某敏负责接送嫖客、结账、望风等现场管理；纪某峰担任客服，接听电话、指引嫖客、创建微信群并参与面试卖淫女。2016年7月，公安机关查获该场所，现场抓获多名卖淫人员及嫖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认定三被告人均构成组织卖淫罪。杨某星、逢某敏作为主犯分别获刑五年六个月、五年；纪某峰虽被认定为从犯，但因直接参与组织行为，如调度、指挥卖淫活动，仍以组织卖淫罪判处二年六个月。法院明确：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区别在于分工而非作用大小。凡直接管理、控制卖淫活动，如招募、调度者，即使作用次要，仍属组织卖淫罪；而协助行为仅限于外围辅助，如望风、接送，不涉及核心组织活动。（入库案例编号：2023-05-1-368-001， 杨某星等组织卖淫案）
二、法理分析一：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界限
根据《刑法》第358条，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虽同属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但二者行为性质存在根本差异。
1. 行为核心：是否直接控制卖淫活动
组织卖淫罪的核心在于对卖淫活动的“组织性控制”，即通过招募、管理、调度等手段，使卖淫活动形成规模化、体系化运作。本案中，杨某星租赁场所、制定分成规则、发布招嫖信息，逢某敏负责现场管理，均直接参与了对卖淫人员、嫖客及收益的统筹安排，属于典型的组织行为。纪某峰虽为从犯，但其接听电话、指引嫖客、面试卖淫女等行为，亦直接介入卖淫活动的具体实施环节，故被认定为组织行为。
协助组织卖淫罪则表现为“间接辅助”，行为人仅在外围为组织者提供便利，不涉及对卖淫活动的实质控制。例如，单纯提供交通工具接送卖淫人员、收取运输费用，或仅负责记账、望风等。此类行为虽对犯罪活动有促进作用，但未达到“组织性”层级。
2. 主从犯与罪名区分的关键：分工而非作用
司法实践中，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易混淆。本案裁判要旨明确指出：二者的区分标准是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分工，而非作用大小。若行为人参与了对卖淫活动的管理、调度，如纪某峰，即便作用次要，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若仅提供外围帮助，如司机、保镖，则可能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例如，逢某敏提出其行为应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但法院查明其作为“老板”之一，直接参与招聘、现场管理，属于组织行为，故驳回其辩解。这一认定紧扣“分工标准”，避免因作用大小模糊罪名界限。
三、法理分析二：从犯认定中的“组织行为”与“辅助行为”之辨
1. 组织行为的认定标准
组织卖淫罪的“组织行为”需满足两要件：行为主动性：行为人主动策划、指挥卖淫活动，而非被动接受指令。例如，杨某星制定价格、分成规则，逢某敏安排接送嫖客，均体现其主导地位。对卖淫者的直接控制：通过招募、管理、分派任务等方式，使卖淫者依附于组织体系。纪某峰面试卖淫女、创建微信群协调嫖客，即是对卖淫者的直接管理。
2. 辅助行为的边界
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辅助行为”需满足：非核心性：行为不涉及卖淫活动的核心环节。如本案中，若纪某峰仅负责打扫场所或传递消息，未参与调度，则可能构成协助犯罪。依附性：辅助行为依附于组织者的指令，缺乏独立决策空间。例如，出租车司机按组织者要求接送人员，仅收取固定费用，未参与利益分成。
3. 司法认定的难点与突破
实践中，部分行为人兼具“组织”与“协助”特征，需结合具体行为综合判断。本案中，纪某峰虽最初为卖淫女，但后期深度介入客服、协调工作，其行为已超越“协助”范畴。法院通过审查其具体职责，如创建微信群、面试卖淫女，认定其行为具有组织性，进而以从犯论处。这一认定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司法原则。
杨某星案为区分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提供了清晰指引，重申了“分工标准”在罪名认定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司法实践而言，需深入考察行为人对卖淫活动的参与程度，避免因作用次要而错误降格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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