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正月初八清晨，贺敏学端着搪瓷杯的手突然顿住：“老罗你说什么？那个孩子...真有线索了？”电话线那头传来的消息，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眼眶发烫。这个在革命烽火中辗转半生的家庭，即将揭开一段尘封四十余载的隐秘往事——关于贺子珍失散长女毛金花的真相。
早春的上海乍暖还寒，周剑霞攥着介绍信的手沁出薄汗。坐在她身边的罗海明望着车窗外飞驰的闽南丘陵，忽然哼起《十送红军》的小调。龙岩老街上，身穿蓝布衫的毛金花正在供销社称盐，裤脚沾着泥点。当罗海明装作被跳蚤咬腿时，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下意识卷起裤管——膝盖处两颗黑痣在阳光下格外刺目。周剑霞背过身去抹眼泪，她记得贺子珍说过：“我的大囡囡左腿有颗红痣...”原来岁月早已将母亲记忆中的胎记染成墨色。
福州军区招待所里，毛金花盯着墙上的主席像出神。她刚知道自己的生父是那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人，而此刻最揪心的，却是三十里外病榻上那个从未谋面的母亲。贺敏学把泛黄的相册摊在膝头，1930年襁褓中的女婴照片早已发黄，与眼前沧桑的农妇判若两人。不得不说的是，历史总爱开残酷的玩笑——当真相大白时，贺子珍的病情已不允许她们相认。
1977年深秋，李敏在龙岩县委招待所走廊来回踱步。她透过门缝望见毛金花粗糙的手指正在补袜子，动作与记忆中母亲年轻时如出一辙。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终究没能拥抱，特殊时期的阴云仍在头顶盘旋。李敏临走前塞给姐姐两斤上海奶糖，毛金花转身就分给了街坊的孩子们。这个细节让贺敏学既欣慰又心酸，他想起妹妹贺子珍年轻时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总把难得的红糖留给伤员。
1984年清明刚过，毛金花在缝纫机前收到加急电报。她盯着“母病逝”三个字，针尖扎破手指竟浑然不觉。远在上海的追悼会上，贺麓成看见姨妈李立英悄悄把个布包塞进棺木——里面是贺子珍珍藏四十年的婴儿肚兜。而在闽西山区，毛金花跪在自家堂屋向着东北方向磕了三个响头，供桌上摆着碗清汤面，这是她能想到最接近“团圆”的仪式。
五年后的福州殡仪馆，毛金花颤抖着抚摸贺敏学的党旗覆盖的灵柩。她忽然抓住贺小平的胳膊：“陪我去趟北京吧！”话出口才惊觉失言。这个在供销社干了半辈子的妇女，平生第一次为自己提要求，却终究敌不过时代造就的遗憾。有意思的是，当省委同志询问她有何需要时，她脱口而出的竟是“想把街道公厕翻修下”，仿佛骨子里的朴实早已超越了血脉里的传奇。
1992年早春，李立英凝视着毛金花卷起裤管的膝盖，时光突然倒流六十载。她想起贺子珍临终前反复念叨的“大囡囡该做奶奶了”，而眼前这个抱孙辈的老妇人，脚型确实与妹妹年轻时一模一样。毛金花忽然笑出声：“您瞧我这脚，下田倒是稳当。”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两个白发妇人聊着家长里短，仿佛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谈。
毛金花离世前的那个除夕，特意让孙子穿上新做的红棉袄。她摸着孩子膝头的胎记怔怔出神，最终什么也没说。这个被历史巨轮颠簸一生的女子，至死保持着供销社退休职工的朴素。或许在她心里，能在晚年知晓身世真相，能替那位遥不可及的母亲多看几眼太平盛世，已是命运给予的最大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