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粟裕与陈赓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位开国大将之首。这两位军事家的命运轨迹，自1927年南昌起义起便产生交集，又在1961年的上海迎来最后一次深度对话。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中，20军3师6团1营营长陈赓与11军24师教导队班长粟裕初次共事。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陈赓在会昌战斗中腿部中弹，粟裕则在天心圩整编时被朱德亲自提拔为连指导员。这段早期革命经历为二人日后的战友情谊埋下伏笔。
1947年夏季，华东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态势逐渐形成。8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兵团：“立即渡河南进，创建豫陕鄂根据地，配合刘邓、陈粟两军作战。”这封电报标志着“陈谢兵团”正式组建。与此同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正在鲁西南与国民党整编第5军周旋。
1948年6月，豫东战役进入关键阶段。粟裕于6月15日致电陈赓：“请贵部务必牵制胡琏兵团于漯河地区，迟滞其东进速度。”陈赓接电后，命令所属4纵、9纵对驻马店实施佯攻，成功将国民党军第18军拖在豫中地区达8天之久。这份战术配合为华野主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争取到宝贵时间。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两人的协同达到新高度。11月23日，中野司令部向总前委报告：“黄维兵团固守双堆集，汽车防线难以突破。”时任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立即致电陈赓：“建议采用近迫作业战术，逐段蚕食敌防御体系。”陈赓将此建议付诸实践，指挥东集团部队挖掘交通壕1.2万米，最终在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陈赓就任二野第4兵团司令员，粟裕则担任三野代司令员兼政委。南京解放后，陈赓兵团南下两广，粟裕部转向东南沿海，二人的直接军事合作暂告段落。但共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使两位将领建立起深厚的专业信任。
1951年9月，粟裕就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则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4年10月，粟裕升任总参谋长，陈赓于次年9月调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段总参共事期间，两人办公室仅隔两个房间，每日共同处理战略筹划、国防建设等重大事务。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离开总参，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陈赓因心脏问题逐渐减少工作量，但仍保留副总参谋长职务。1960年3月，陈赓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后遵医嘱赴上海疗养。中央办公厅将其安置在徐汇区湖南路一处法式别墅，这里原为民国时期法国银行家宅邸，配备独立庭院和防空洞设施。
1961年1月，粟裕因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经中央批准到上海治疗。组织部门将其安排在泰安路一处普通公寓，此处距陈赓住所约3公里。2月8日下午，陈赓通过华东局办公厅得知粟裕抵沪，立即派司机驾车接老战友到家中叙旧。
在湖南路别墅的会客厅，陈赓指着墙上悬挂的淮海战役作战图说：“当年打黄维，你的土工作业法确实高明。我们挖到距敌阵地30米处，手榴弹都能扔进他们的机枪工事。”粟裕回应道：“你们兵团在东集团的突破速度，完全打乱了黄维的防御节奏。”两位将军就着龙井茶，从下午三点畅谈至黄昏。
临别时，陈赓突然提出：“你现在的住处太过简陋，我这里空房间多，搬过来住更方便讨论问题。”粟裕婉拒道：“组织安排自有考虑，我住的地方离华东医院近，复查病情更方便。”事实上，粟裕住所虽简朴，但配备有专职医护人员，这是中央对患病将领的特殊照顾。
1961年2月12日，陈赓邀请粟裕到住所共进午餐。炊事员准备了湖南腊肉、红烧鲫鱼等家常菜，两人边吃边聊解放战争时期的往事。陈赓突然放下筷子说：“我的身体状况自己清楚，有些工作想提前和你商量。”他取出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关于导弹研究院建设的若干设想，包括人才培养、实验基地选址等具体方案。
这份笔记显示，陈赓在病中仍持续关注国防科技发展。他建议粟裕：“将来若有机会，应该推动建立战略导弹部队的指挥体系。”此时粟裕虽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但仍是军委委员。这番嘱托体现出陈赓对战友专业能力的绝对信任，也反映两位将领对国家战略安全的长远考量。
2月16日，粟裕回请陈赓到国际饭店用餐。据警卫员回忆，两人就台海局势深入交流四十分钟。陈赓认为：“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三军协同，特别是要发展登陆作战装备。”粟裕补充道：“制空权和制海权缺一不可，还应考虑国际干预的可能性。”这些讨论内容后被整理成报告，通过华东局转呈中央军委。
3月7日上午，陈赓在书房撰写《关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几点建议》时突发胸痛。保健医生立即实施急救，并电话通知粟裕。粟裕乘车赶到时，陈赓已陷入昏迷。华东局紧急协调上海中山医院、华东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第三次心肌梗塞。经过26小时抢救，3月8日上午8时45分，陈赓的心脏停止跳动。
粟裕全程守在医院走廊，期间三次向医护人员询问：“能否用直升机转送北京治疗？”由于当时上海虹桥机场尚未建成，航空医疗转运条件不足，这个提议未能实现。陈赓逝世后，粟裕亲自参与治丧委员会工作，协助整理遗物时发现书桌抽屉里放着1955年授衔时两人的合影，背面有陈赓手书“战友·同志”四字。
3月16日，陈赓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粟裕提前一天抵京，向军委请缨护送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考虑到粟裕的身体状况，安排其乘坐第二辆灵车。送葬车队经过长安街时，粟裕全程站立在车内行军礼，这个姿势保持整整40分钟，直至仪式结束。
返沪前夕，粟裕向陈赓夫人傅涯转交一个牛皮纸信封，内含陈赓在上海期间撰写的七份工作建议。这些文件后来成为国防科委1962年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傅涯回忆：“粟裕大将当时说，陈赓同志未竟的事业，我们活着的人要继续完成。”
1962年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粟裕在军事科学院组织“岛屿防御作战”课题研究，特别要求参考陈赓生前提出的“立体防御”概念。1967年，粟裕向中央提交《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若干问题的建议》，其中多次引用陈赓关于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的设想。这份报告对七十年代二炮部队的发展规划产生直接影响。
1970年4月24日，我国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粟裕在军事科学院会议室观看实况转播时，特意在座位旁留出空位，桌上摆放着陈赓的照片。这个细节被在场的研究员记录在工作日志中，成为两位开国大将战友情深的历史见证。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治丧委员会整理遗物时，在其书房发现1948年豫东战役期间陈赓兵团的作战电报复印件，重要段落用红笔标注；另有一套1961年版《孙子兵法》，扉页有陈赓赠送时的亲笔题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与粟裕同志共勉”。这两件遗物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号为JM19485和JM19486。
2003年，中央军委批准公开的《陈赓日记》显示，自1958年至1961年，共有23处提及与粟裕的工作交流。1961年2月11日的最后日记写道：“今日与粟裕同志长谈三小时，其对现代战争特点的理解尤具前瞻性。”这份原始记录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档案编号ZD-11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