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里，隐蔽战线的战斗往往比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还要惊心动魄。敌人的飞机坦克是有形的武器，而潜伏在我方阵营的特务则是无形的武器。他们就像一把匕首，趁你不注意，就会在背地里捅你一刀。
比如说特务刘从文，他就曾潜伏在毛主席身边。在他的指引下，国民党飞机精准轰炸了城南庄，幸亏毛主席福大命大，才逃过一劫。
再比如特务沈之岳，他曾潜伏于革命圣地延安，意图加害我中央领导人。幸亏毛主席从他点烟的动作察觉出异样，才将他调离。
上述两个特务可以说是相当危险，而我今天要讲的特务也不遑多让，他的名字叫作马学刚。
马学刚出生于河北的一户大富之家。由于家里很有钱，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校中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心中也曾有过救国救民的梦想。
1937年，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涌现出了不少高举抗日义旗的勇士。其中，朱占魁所组建的“铁血男儿”游击队颇为有名。别看他们人数只有二十多人，但是多次破袭日寇铁路，令日寇的补给线频频中断，立下了不少功劳。
马学刚在听闻朱占魁的事迹后，对朱占魁非常崇拜，于是拿出了一部分家财资助朱占魁，成为了他身后的“大股东”。
朱占魁在有了马学刚的资助后，如鱼得水，立刻拉起了一支规模一千多人的队伍，取名“抗日义勇军”。
1938年，朱占魁的部队被八路军收编，番号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组织上特地派遣了刘秉彦为特派员，入驻其部指导工作。
马学刚见朱占魁所部被改编为了八路军，非常激动，因此也加入了独立第一团。
在跟随八路军作战的过程中，马学刚表现得可以说相当英勇，每一次都冲锋在前，为抗日也立下了不少功劳。
然而，在一次作战过程中，马学刚不幸被子弹击中了腿部。虽然子弹被及时取了出来，但是伤到了骨头，令他落下了残疾。
在腿部受伤之后，马学刚无法再上前线战斗，他被上级调到了后勤部门工作。而就在此时，朱占魁被调往冀中五分区担任司令员。
老友升迁，而自己却被调离一线。马学刚心里感到非常不平衡，此后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失去了往日的激情。
有一次，上级给了马学刚一笔钱，让他潜入平津地区为部队采购药材。但是，当他进入北平后，却选择一去不回，与部队脱离了关系。
马学刚作为商贾世家出身的人，自然对经商之道颇为精通。他凭借着上级给他买药材的那笔钱，很快就做起了生意。
当时北平是沦陷区，跟日本人打交道当然赚得最多。马学刚通过行贿、让利等手段，立刻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的生意也因此越做越大，不久后就会成为了北平有名的大商人。
马学刚跟日本人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连日寇驻北平的司令部他也是出入自由，时任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都经常跟他谈生意。
说来也凑巧，在一次马学刚进入司令部去跟冈村宁次谈生意的时候，竟然在司令部里看到了一个熟人，那就是他的老友朱占魁。只不过，朱占魁不是自己走着进来的，而是被日寇五花大绑押进来的。
原来，朱占魁在1941年11月27日时，独自外出检查工作，竟然正好被日本鬼子给碰到了。他身边没有带部队，在被鬼子击伤后，不幸被俘。
鬼子通过查看朱占魁的证件得知他是军分区司令员，当即就把他押往了北平司令部邀功。
马学刚看到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朱占魁被押了进来，当场就吓了一大跳，赶紧对冈村宁次说道：“这是我朋友，赶紧松绑！赶紧松绑！”
冈村宁次当然不会听他的，笑着说道：“马先生，这可是八路军的大官，我的要犯，怎么能随意松绑呢？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你能帮我劝降他！”
马学刚听到冈村宁次的这个条件，立刻走过去劝说朱占魁投降。
但是，朱占魁却说道：“马兄弟，没想到你竟然当了汉奸。看在你曾经资助过我的份上，我不骂你。但是也请你别废唇舌了，想让我投降，没门！”
马学刚见朱占魁如此决绝，只好作罢，冈村宁次随即命人将马学刚关进了监狱。
按理说，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被俘，如果不愿投降，那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杀害。
但是，马学刚回想起自己跟朱占魁的交情，苦求冈村宁次不要杀害朱占魁，还送出了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作为酬劳。
之后，马学刚又去监狱看望朱占魁，给狱卒也送了不少钱，让他们不要虐待朱占魁。
就这样，朱占魁虽然被关在北平的监狱中，但是没有受到任何酷刑，过得很不错，伤也慢慢养好了。
半年之后，朱占魁被从北平押往石家庄，马学刚又上下打点，请看押的鬼子好好照顾他。
因为有马学刚的关系，在押送路上，鬼子对朱占魁的看管非常松懈，甚至都给他松了绑。在途经保定时，朱占魁趁着鬼子不注意，跳下火车，逃跑了。
不久后，朱占魁找到了组织。组织上以为他是日寇派回来的特务，就把他押往了延安接受审查。
在到了延安后，朱占魁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审查人员对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上级虽然给他解除了隔离审查，但是对他很不信任，不肯重新安排工作。
朱占魁在延安无所事事，心灰意冷，一时想不开，竟然选择了跳崖自尽。好在，他在半空中被一根树枝挂住了，没有死。
当人们把他救下来后，组织上终于相信了他的话，又委以重任。
1946年1月，朱占魁调任为冀东十四分区副司令员。而就在朱占魁上任的同一时间，在北平的马学刚则因为汉奸罪被军统给抓了起来。
其实在日本投降之后，有很多汉奸都通过给国民党官员行贿而逃脱了罪名。马学刚也不例外，他为了保命也花了一大笔钱。
可是，军统却突然翻脸不认账。他本以为是自己给的钱不够，想继续花钱疏通关系。然而，这次军统却不要他的钱，而是另有目的。
原来，军统高层得知朱占魁跟马学刚是老朋友，马学刚对朱占魁有救命之恩，因此想吸纳马学刚为特务，帮忙策反朱占魁。马学刚为了保命，只能答应军统的要求。
之后，马学刚多次以资助八路军为名义邀请朱占魁来到北平作客，然后每次都带着他寻欢作乐。
朱占魁由于之前组织上的不信任本来就颇有怨言，再加上马学刚的糖衣炮弹，慢慢地接受了马学刚的策反。
1946年9月，朱占魁从解放区出逃，公开叛变党组织，投降国民党。此后，他在北平、通州等地多次发表反共言论，影响相当恶劣。
1948年5月，朱占魁被任命为国民党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办公地点在保定。
同年11月，随着解放军包围保定，朱占魁见大势已去，率领部下约1000人投诚。随后其部被改编为解放军冀中第一独立支队，朱占魁任支队长。
与朱占魁的幡然醒悟不同，马学刚却相当顽固。在北平解放前夕，军统老大毛人凤判断我军高级干部肯定会在进城后进入北京饭店居住，于是他秘密委派马学刚进入北京饭店，以经理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正如毛人凤所预料的那样，在进城之后，很多首长因为一时找不到居住地，所以都进入了北京饭店暂居。
这么多重要首长进入北京饭店，那我军对北京饭店的安保工作可以说是相当严格。想要入住北京饭店的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行。
然而，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安保人员做梦都不会想到，跟他们朝夕相处的饭店经理竟然就是一个大特务。马学刚也趁此机会，持续不断地向军统传递着情报。
就这样，他的特务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9月。由于新中国即将建立，大量我党高级干部、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齐聚北京，纷纷入住北京饭店，其中就包括第六十九军第二〇五师师长刘秉彦。
前文提到过，刘秉彦在抗日时期曾任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他认识马学刚，也知道马学刚逃离部队当汉奸的事。在朱占魁投诚后，也交待过马学刚是特务的事。
当刘秉彦入住北京饭店时，他一眼就认出了饭店经理是马学刚，于是立刻对陪同的作战处处长唐永健说：“他是特务！”
之后，唐处长向公安警卫师师长刘辉山通报了此事。刘辉山当即派人将马学刚逮捕，经过审问，马学刚交待了所有罪行，不久后被判处死刑。
在经历了马学刚事件后，上级为了以防万一，把北京饭店的所有老员工都进行了撤换，同时还增加了安保力量，管理层更是安排了大量红色特工进行监督。
当时北京饭店的管理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彭德怀、周恩来进去，都要看证件，经警卫确认无误后才行。
也正是因为安保部门的这份坚持，才保证了各位首长的安全，确保了开国大典的顺利召开。
这段往事就如同时刻响起的警钟，告诫我们“防谍防特，任重道远”。
笔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着重向大家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学刚，一个是朱占魁。此二人的经历和结局都颇让人唏嘘，他们本来都是抗日的英豪，却都在复杂的人性斗争中败下阵来，先后叛变了革命。
其中，马学刚的叛变更为彻底，他不光对不起党组织，更加对不起中国人民。本来他因为腿部受伤，而导致事业上的一落千丈，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不应该以此为理由，选择去投靠日本人，去当汉奸。
如果他想脱离部队，想去做生意，完全可以向上级写报告，上级不可能不同意。即便上级不同意，他也可以在逃离部队后，选择去做正经生意，完全没必要跟日本人合作。在抗日时期，中国有气节的商人比比皆是，虽然是困难一点，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马学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本来就已经大错特错，而他在抗日胜利后，竟然又错上加错，不光在加入军统后将朱占魁策反，还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仍不知悔改，选择了潜伏，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也许马学刚觉得自己的过去已经满是错误，回头太难；也许马学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入住北京饭店的人不可能认识他。但是，孰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还是落网了，并且由于罪行累累，死刑成为了他唯一的结局。
对比马学刚，朱占魁的结局就好得多。虽然朱占魁也曾走上错误的道路，但是他及时悔改，在即将掉下深渊前，悬崖勒马，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希望。
据相关资料显示，朱占魁虽然在1951年时又因追查历史问题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是在1975被释放，并按照起义将领待遇被安排了工作。
所以说，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续地犯错，然后错上加错。只要肯悔改，即便过去多么不堪，总能找到一条重新开始的道路。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改错，并不是不知错，而是害怕承担错误所带来的惩罚。然后就这样一步步把小错误累积成了大错误，结果最后带来了更加大的惩罚。
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防范特务的重要性外，也在提醒我们，在犯错时，及时悔改的重要性！希望已经犯了错或者正在犯错的读者们，能在看到此文后，悬崖勒马，重新开始！以史为镜，正衣冠，端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