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开，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人读出王朝富盛与国家贫弱的悖论，有人看到士大夫理想与社会现实的落差；我们在时代之门的开启与闭合处徘徊，我们也在“宋史热”与“冷观察”的思辨里追问。宋朝做对了什么？明清后世做错了什么？在《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一书中，长期从事财经新闻工作的陈季冰，带着新闻人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以经济学的视角，探究宋朝“历史治乱循环”中暗藏的生产力密码。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
陈季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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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与微观的误解
记者：您在书中极力写了宋朝繁荣的工商业，同时您又提到，宋朝政府征收了两千年王朝史上最多的税赋收入，那在这样一个苛捐杂税如此繁重的时代里，普通人能过好日子吗？宋代的繁华富足是惠及全民的，还是只是特定阶层的繁华？
陈季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受益于社会繁荣的基本面。但不得不承认，可能贫富差距也更大了。当我们在宏观层面提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进步的时候，经常会遭到诸如贫富差距加大了这种观点的质疑。尽管中国王朝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实现了共同富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例如，如何使贫富差距缩小一点，或者让受益的面更广一些，又或者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国家发展的红利，等等。
回到这个话题，我在考察宋朝的历史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宋朝是否在前沿生产力方面取得了突破。一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讨论贫富差距、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如果绕过这个前提只谈贫富差距，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假如没有DeepSeek等科技领域的发展，而空谈科技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一样，是一个伪问题。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有一些基本指标来衡量的，在古代的经济社会现实下，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能否从农耕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工商业文明为主导的社会。如果抛开经济发展，空谈制度突破、现代性都没有意义。只有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惠及更多人。
大户和富豪是自由市场的自然结果，而简单地以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市场实现所谓的“公平”，必然扭曲市场规则，使经济效率受损。为了道德层面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宋人尝试在市场之外，建立一个能够覆盖所有人的社会救助体系，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在宋代应运而生。
我认同前人的一句话，“不存在哪个时代是黄金时代”，但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类比：在中国的王朝社会中，如果你是一个士大夫，那么宋朝是黄金时代；如果你是一个诗人或将军，那么唐朝是黄金时代；如果你是一个战士，那么秦朝可能是你自身价值最能充分发挥的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农民，那么清朝可能是黄金时代，因为相对来说税赋比较低。我们无法绝对地评判一个社会的好坏，而是更多取决于不同的价值理念。社会中各群体、各层面都是互相联系的，一个社会只有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富裕，社会成员才能有过得更好的机会。宋朝之外的王朝，在“重农抑商”的观念下，总是想把人从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工商业）赶到更低单位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农业），但是，恰恰是只有把资源和人力投入到产出更高的部门，一个社会才会进步，才会变得更加富足。
记者：您在书中描绘的宋朝市场和当下所说的自由市场是一回事吗？
陈季冰：小农耕作方式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稳定结合，是前现代中国社会的支柱性生产模式，也是所有王朝的经济基础。宋代以前，手工业和服务业是农业经济的附庸和补充。而宋代随着城市的崛起和城市消费者的涌现，这些市场导向的手工业和服务业在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独立的存在价值。与前代相比，宋代投身工商业的劳动者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所有劳动力的相对比例，都大大提高了。宋代市场细分和行业种类迎来了爆炸性大发展。宋代的工商业市场中，大量存在和活跃的是民营作坊和店铺，它们规模相对较小，市场化程度很高。
谈到宋朝市场与现代意义上自由市场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及古代盛行的“官营”制度。唐朝以前的工商业基本都是官营的，在从事者的身份等方面有很多限制，如工商业者被称为工商杂户，地位很低，不能参加科考、不能剃度为僧道等。而宋朝以后，这些限制基本都被打破了，工商业基本实现了自由经营，但是一些重要领域，比如香料等行业中仍存在大量国家干预，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总体上看，有宋一代官营工商业呈现不断收缩的态势。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相对而言，宋朝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度比较好，明清时代反而是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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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记者：您在书中不止一处强调，宋代是一个极其看重财富的朝代。是否可以认为，钱被当成了宋朝政府解决内忧外患的一个路径依赖？与之相应，我们也能发现宋朝是一个对金融开始发生兴趣，并充满了实验性的朝代，您觉得宋朝在金融这个领域都有哪些创新之处？成效如何？
陈季冰：我认同你说的这个路径依赖，也正是因为这个路径依赖，宋朝政府更加汲汲于扩大财政收入。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宋朝出现了很多金融工具创新。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在宋代，很多具有现代金融特征的中介服务业已经萌芽，例如商业担保和期货/预售方式，又如票据交易空前活跃，盐钞、茶引其实就是现代票据交易的雏形，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又如宋代因为国家财政缺钱而预收税收，实际上相当于国债的雏形。又如宋代从事货币借贷服务的“质库”或“质肆”，其实就是旧时的典当行，具有类似今日银行的部分金融服务功能，使得金融借贷业在宋代获得发展。
在所有这些现代金融的萌芽中，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诞生最令人震撼。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经济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货币，货币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占据重要地位。
记者：谈到两宋，王安石变法既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话题。有人将之视为宋朝的一剂强心针，也有人将之视为乱宋之源。您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为天下理财”最后为何变成了“剥民之具”？
陈季冰：我接下来可能要花大量精力专门写一本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书，这里我只简要谈几点看法。王安石变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要相对来说、分开来看。
首先，我认为王安石变法蕴含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王安石新法强调货币在政府行为以及市场组织和运行中的作用。在存在大量实物交易的古代社会，这一点是意义非凡的，标志着从实物或者劳务经济时代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意义还体现在，王安石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秦汉以降，是不多见的。假如历史沿着王安石新法的路径发展下去，在这条路径上制度不断演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充满想象空间的。
再次，王安石变法非常注重政府行为的专业性。比如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改革学校制度，设立了大量的算学、律学等专业学科，为培养财政等政府专业人才提供保障。
王安石新法中涉及经济层面的重要一条，可能也是王安石自己很得意的地方，在于这些经济举措往往都含有双重或三重的目标。王安石认为，市场上的不公平现象，比如高利贷、政府收入减少等，都是由作为中间商的豪强对市场的垄断、巧取豪夺造成的。所以，王安石新法主张由政府取代中间商，一举实现平抑物价、增加政府收入、打击豪强惠及百姓三重目标。例如，青苗法以低于豪强的价格，在百姓缺乏苗木时将苗木贷给百姓，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种简单地以政府行为取代市场机制的行为无疑是行不通的，这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大问题。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北宋的灭亡归因于王安石变法，我认为也很牵强。北宋灭亡是在王安石去世40年以后，其间北宋王朝党争不断，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关于王安石新法，我的总体评价是，王安石新法中蕴含的许多新的理念让后人折服，这些理念闪烁着现代性的光芒，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同时，客观来看，王安石新法的具体措施要么大多是有害无益甚至会对经济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要么是行不通的。改革者乌托邦式的国家治理理想，也同现实社会的运转逻辑、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存在着背离和偏差，这可能也是王安石作为士大夫阶层视野的盲区。尽管王安石看到了制度的力量，但是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问题上不自觉地回归传统道德。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一项改革制度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而总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慢慢演进的，如果一开始就因为一项制度不是十全十美而拒绝尝试，那么恐怕社会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3
义与利的博弈
记者：宋代是一个看重财富金钱的朝代，但同时宋朝又是一个士大夫政治和理学兴起的时代。您刚刚也提到了王安石作为士大夫阶层存在视野的盲区，那您如何评价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对当时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这些士大夫们的“义利”观是否得到了改变？
陈季冰：理学（道学）的兴起，在宋朝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学术角度来讲，源头是因为受到了佛学的冲击，他们意识到要建立儒学本位以应对佛学的挑战。从社会的角度讲，是为了适应宋朝社会的变迁。所以，北宋前期、中期的古文运动、道学兴起、政治改革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是各自的侧重点、领域不同。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非常细致地剖析了理学的演进，他指出，理学的一个重要渊源，是在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批判中产生的，王安石变法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演进方向。比如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也是激烈主张改革的，但是对于怎么改革与王安石存在重大分歧。他们都强烈主张变革的原因，除了国家在战争上失利等现实因素之外，就是看到了当时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工商业的兴起、城市的兴起、流动性的增强，显然过去的那套从思想理论到政策实践都已经行不通了，所以他们要建立新的指导性理论，并调整政策制度，适应新的时代。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社会，但是通向这个理想社会的路径想象却因人而异。
事实上，王朝时代的统治者，从皇帝到士大夫精英都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男耕女织的静态社会，并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为己任。在这样的社会中，工商业往往被视为末业。不仅像汉、唐、明、清这样实现了大一统的朝代如此，宋朝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这些大一统的王朝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外来军事威胁，王朝的统治者可以不计成本地把国家推上实现“理想”社会的轨道——压制工商业发展和社会流动。而宋朝迫于巨额军费开支的需要，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不得不顺应市场的力量，默许甚至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但在思想意识上，宋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精英也都将之视为一条“错误”的轨道，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而宋朝繁荣的根源恰恰在于，这些王朝统治精英试图把国家从“错误”的轨道拨到“正确”方向上去的努力（推行重农抑商、限制工商业发展等等）失败了。
一个社会能否进入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往往可能触发社会的重大变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都鲜有人能够明智预见到那些变革当中产生的新力量可能会把社会带往更高级的方向。
记者：您刚刚提到宋朝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宋朝社会本身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万姓交易”的宋朝为何没办法产生《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思想？浙东“事功学派”为何没能在后续历史中成为显学？
陈季冰：其实，从南宋的浙东事功学派，诸如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等的观点中已经能够看出很多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主张，已经显示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的雏形。例如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甚至还提出，南宋政府因为税收收得越多反而导致了国家治理的失败，这其中已经闪现出“小政府”即有限政府的主张。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理念？我觉得他已经看到了，就是政府大包大揽的弊端，小政府对于社会治理会更加有效。又如范仲淹、沈括等，在早于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凯恩斯几百年的时代，便精于通过刺激消费来缓解失业危机等。但是从根本上说，无论叶适，还是范仲淹，或者沈括，能够产生这些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理论雏形的思想，主要根源于他们生活的商品交易与货币流转无处不在的时代，都是社会现实导致，而这大大不同于成体系、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任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的产生都并非一夜之间，而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宋朝倡导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的事功学派为何没能在后世得到继续发展而是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呢？我们举个例子，现代西方科学在欧洲的产生沿着从伽利略、哥白尼一直到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条路径，是一个历经1000多年的延续的过程。而中国宋朝以后，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发生了逆转，这些富于现代性特征的思想就没有了继续演进下去的路径。尽管朱熹、陆九渊等宋朝的理学家对于探索宇宙也充满了兴趣，但是划时代理论的出现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后人没能朝着他们的方向继续演进。由于历史航道的改变，宋代理学思想重新回归到排他性的伦理主义的范畴。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历史演进的进程，而不是简单地追问为什么没产生、为什么没实现。如果用一句话回答我国为何没产生现代科学或现代经济学的疑问，答案就是：中国社会在宋朝以后发生了逆转或者中断，宋朝拓展出来的可能性都被掐灭了。
4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记者：近年来，不论出版界还是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明显的“宋朝热”。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陈季冰：我觉得“宋朝热”现象的实质，是对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种逆转。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或者按照普通大众惯有的思维模式，评判一个朝代强弱、好坏不外乎强调两条，一是“大一统”的朝代一定好于分裂的朝代，一是国家在和外族打仗中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疆域是否足够辽阔。我无意批判这个观点，我也很认同汉唐的成就。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种思路，像我们这样的芸芸众生，如果穿越回唐朝，我们是什么身份？又是怎样的处境？又或如果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有个角色，我们是干什么的？可以容易地想象，在唐朝，芸芸众生中的你我，极大概率是西域某个战场上的一个无名小卒，也或者早就静静躺在一个连地名都没有的地方的坟墓中。但是在宋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卷中，虽然也不会青史留名，也在为了生计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行当，至少我们有机会通过奔波、奋斗追求平凡人的幸福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回归了“人民本位”，即以人为本的史观。虽然这种理念未必一定正确，但我觉得至少是一种解读和回归吧，就是要站在国家中大多数人的立场来评判一个社会的好坏，这是对传统的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宋朝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宋朝璀璨的文化成就，在此不做赘述。
记者：在这一波出版的宋史研究著作中，您觉得自己这本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有何不同？可否聊聊您对历史写作的看法？
陈季冰：我觉得我这本书和市场上流通的宋史著作有两点比较大的不同。一是之前市场上流通的大众类的历史写作，基本都遵循了“讲故事”的模式，而我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而是一本以问题为导向的书，即整本书想要回答一个问题——繁荣的社会是如何成就的，又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毁掉？二是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写作基本上都是政治史，而我的书尽管也涉及政治，但更多还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来书写宋朝。政治史的叙事传统自古皆然，中国古代史官在编撰史书时，几乎会把与统治者相关的政治事件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而经济上再大的事情也很难引起史家的关注。这也是导致我们今天政治史的材料很丰富、经济社会史料缺乏的原因。
关于历史写作，社会上大概有三种认识。第一种认为历史学术与现实无关，主张为知识而知识，西方很多学者持此态度，强调学术的客观性。第二种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以史为鉴”。但是我觉得以史为鉴其实不可一概而论，而是存在不同类型。一类以史为鉴，虽然写的是历史，但是讲的却是现在的事情，把历史当成对现实观点的证明，以古代的一件事情来影射现代的一件事情，更有甚者往往会造成对历史的歪曲，这是我不认同的。另一种，就是我所认同的以史为鉴，要求实事求是地深入历史，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探求其中对于任何时代都有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历史写作要有社会关怀和问题导向，尽管历史不可能重复，但是可以对不同时代有所启发。我从一名财经新闻工作者转向一名历史写作者，我的问题意识不同于历史专业的研究者，我的问题意识强调的是现实关切，历史专业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可能更多是对学术问题的关照。简言之，他们的是学术导向的问题意识，我的是现实导向的问题意识。
记者：“写”通常是一种更深入的理解过程。在这本书写作前后，您对宋朝认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宋代商业文明发展史中最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有哪些？
陈季冰：我在写作中，通过梳理史料，发现了很多我以前确实不了解的史实或者知识，也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
关于宋朝工商业发展对现在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宋代的繁荣以及明清两代的衰败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要获得好的发展，就要顺应时代和市场的潮流，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延伸到对现代的启发，我觉得就是要看到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应该学一点经济学。但是现实中，反而经济学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有这样一种现象，假如一个人没学过科学，基本不会假装自己很懂；但是不了解经济学的人，反而容易从直觉出发以为自己对经济运行很懂。经济学的很多理念、原理其实与我们的个体经验、直觉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无论对于决策者，还是对于普通大众，经济学都非常重要。
《现代金融导刊》记者 陈婧杰
原文发表于《现代金融导刊》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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