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延安充满着神秘色彩，许多外国记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一探究竟，美国记者斯诺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不仅是外国记者，延安的神秘力量也吸引着国民党的特务。但与记者们探究的心情不同，特务们是带着攻击性研究延安的，戴笠就是这些特务的头儿。
但令戴笠恼羞成怒的是，无论他派出多少特务，延安就像是一块钢铁，难以攻破。
那么，戴笠究竟派出了多少特务来潜入延安呢？由戴笠亲自提拔的特务头子沈醉，在其回忆录中解答了这个问题。
沈醉说，早在1936年开始，戴笠就开始了特务活动，他指示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
之后，马志超选出了大约五六十人，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特务训练。戴笠果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为了提高特务们的水平，他特意挑了好几个信任的特务当教官。
据说，这些特务毕业后只有少数曾混入延安，做过短期逗留，因为他们很难立足，戴笠所盼望的那种特务组织也根本无法存在。
西安事变后，戴笠仍想让特务打入边区，但依旧未能成功。戴笠从来没有如此挫败过，以前只有他想做的事，没有他做不到的事，如今最拿手的安插特务却成了最大的困难，让他如何甘心。于是，打入延安几乎成了戴笠的执念。
抗战开始后，戴笠开始大规模进行特务活动，对延安的“攻击”也没有停止。
就在戴笠都要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时，中共叛徒张国焘投入了军统的怀抱。戴笠喜不自胜，以为张国焘可以帮助他重振威风，便立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了一个训练班，让张国焘担任副主任训练特务。
然而，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就结束了，因为戴笠发现，张国焘除了会吹牛之外，什么事也做不了，边区依旧如钢铁一般坚硬。
不过戴笠也并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国焘身上，他另外又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据沈醉回忆，戴笠最依赖的还是陕北站，但不仅没能成功，还丢了人。
有一次，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并逮捕，不久就通知陕北站接人。戴笠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他大骂陕北站站长黄逸公是废物，太丢人。
设立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也是戴笠培训特务的一个重要地点，站长程慕颐深受戴笠的信任。此人也十分卖力，果真让他把特务安插到了延安。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有许多特务进入边区后纷纷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搜集过一点儿情报，但这些人也最终因无法吃苦而选择了退出。
总之，戴笠派出的特务没有一千也有几百，不过他始终未能有所突破。
其实据沈醉所知，当时派遣特务混进延安搞情报并不是很困难，最困难的是搞破坏和发展特务组织，因为特务们一搞破坏就会被立刻发现。
由此，也有特务成功混入延安，且有一个人甚至悄悄潜在了毛主席身边，他就是至今都无法确定是敌是友的“蓝色007”沈之岳。
关于沈之岳，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提起。他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
由于都姓“沈”，沈之岳和沈醉经常拉‘同宗’关系，两人也算有些交情，但沈之岳的嘴很严，从来不与沈醉讨论在延安时候的情况。
曾长期担任毛主席警卫工作、建国后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也在回忆录中提起过沈之岳。据他所知，沈之岳是浙江人，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等地诱杀过七八位共产党员。
那么，沈之岳是如何混入延安的呢？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非常向往延安圣地，但要想进入就必须有介绍信或毕业学校、工作单位等证明身份的证件。军统得知这个流程后，便让各检查所在半路扣捕这些进步青年，然后将扣下来的证件下发给即将打入延安的特务手中，创造一个假身份。
大抵沈之岳便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进入延安的。据王芳回忆，1938年沈之岳便化名为“沈辉”，随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然后自称是访问团中某个教授的私人助理。因他精通俄语和英语，还略懂马列著作，所以没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在访问团即将离开延安时，沈之岳坚持要留下来参加革命，并获得了批准。
之后，沈之岳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甚至由于其表现出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得不说沈之岳的伪装几近完美，边区保卫处曾对其实行了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也与他两次谈话，都没有发现破绽。为了以防万一，周兴处长还请求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帮助调查沈之岳的情况，依旧没能识破。
经过几轮审查，沈之岳顺利留在了延安，但他没待多久还是悄悄溜走了。那么沈之岳好不容易混进延安，为何又要离开呢？
现在网上流传最多的一种说法是，沈之岳由于在抗大的表现优异，毕业后就被毛主席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并开始筹划刺杀行动，然而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就露出了马脚。
据说沈之岳不会抽烟，但为了拉进关系，在为毛主席点烟后自己也夹了一根。由于从来没有抽过烟，所以沈之岳夹烟的姿势非常奇怪，再加上他时常观察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引起了毛主席的怀疑。
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中国秘密战》的作者曾找到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刘坚夫打听，两人都说这是谣言。
但王芳却在回忆录中说道：“沈之岳后来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主席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
按照王芳所说，沈之岳离开延安是毛主席亲自调离的，但其实也有沈之岳自己想要离开的意思。
原因之一，当时延安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加强了对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沈之岳根本无法施展计划；原因之二，延安的审查非常严格，沈之岳无力应对，担心迟早会被发现。
所以当调令下发后，沈之岳迫不及待就离开了延安，来到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期间，沈之岳与戴笠取得了联系，不久就偷偷跑回了军统。
沈之岳或许是戴笠“攻击”延安期间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因此沈之岳十分受戴笠的喜欢，回到军统后他仍然被重用。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沈之岳也跟随而去，但在他去世后，他的直接下属曾永贤却在访谈录里说道：“沈之岳是中共派到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原来，晚年的沈之岳曾患上了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扩散到了肺部，在其妻子的一再劝说下，他答应到北京治疗。
在北京治疗期间，中共领导人张爱萍和邓小平均接见了他，张爱萍甚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评价沈之岳说：“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张爱萍上将的这句话耐人寻味，有人猜测沈之岳原本就是中共派到戴笠身边的，有人则认为“一事二主”的意思是沈之岳辅佐了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人。
那么，沈之岳究竟是红色特工还是军统特务？至今都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