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爱玲，坊间一直有着很多精彩的传说，被赋予了许多传奇的色彩，塑造出了一个特立独行、政治嗅觉敏感、能够预知未来走向的张爱玲。所以才有了五十年代初期张爱玲出走香港的事件。
据说，张爱玲在1951年或者1952年的夏天参加了上海文学界第一次文代会，她特地精心打扮，身着一件精美的旗袍。然而，她到了会场，却发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在参会的所有代表中间，她是唯一身着旗袍的女性代表，其他代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山装或列宁装。因此她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斥，甚至被当时任文联党组副书记的丁玲批评和当时任上海市文艺界领导的夏衍的劝阻。于是，张爱玲敏感的意识到了世事的变迁和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她对或者她的弟弟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连一件旗袍都不让穿，暴风雨要来了……
“暴风雨要来了”，张爱玲是不会做寒号鸟的，张爱玲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不久之后，张爱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大陆，到了香港——张爱玲的这一段经历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几十年来一直被赋予其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的佐证。
那么，问题来了。
首先，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时间不是1951年也不是1952年，而是1950年的7月24日到7月29日，这是张爱玲参加的唯一一次文代会，张爱玲离开大陆的时间是在1952年的七月份左右，两者整整相距两年的时间，如果说文代会上的遭遇是张爱玲离开大陆的主要诱因的话，她怎么会在两年之后才想到离开呢？而不是1950年当年或者1951年呢？难道旗袍事件的怒气需要两年的发酵才能达到爆炸点吗？
其次，据现存的有关上海第一次文代会的资料及留存的影像，张爱玲绝不是唯一身着旗袍的女代表，当时身着旗袍的女代表大有人在，甚至是烫发都屡见不鲜——女性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参会的代表们都是经过精心打扮过的，时髦的打扮并不奇怪，甚至有的男代表穿着很时髦的长筒袜和短裤，让我们看到的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限制。所以说张爱玲是会议上唯一穿旗袍的女性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关于这次文代会的照片网络上还是有的，并不难查到。
其三，张爱玲参会时填写的名字并不是张爱玲这三个字，而是她曾经用过的笔名梁京，除了张爱玲以前的熟人比如柯灵等少数人，没人知道梁京就是张爱玲。
其四，身为中国文联领导的丁玲当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上海的文代会，上海距北京千里之遥，丁玲不可能特地从北京来批评张爱玲，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和微信，丁玲怎么说也无法在片刻之间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的。
再，当时担任上海文艺界领导职务的夏衍与张爱玲也是不认识的，虽然邀请作为可以团结的对象的张爱玲参会是他的安排，但作为一个高层领导，他断然不会对一个陌生且可以团结的女性的衣着评头论足，再说当时新中国建立才半年多的时间，也从来没有限制穿着的说法。而且，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了当时穿旗袍的女性不只是张爱玲一人，他为何单单对张爱玲一人发难呢？这明显是难以解释的。
其五，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所谓“旗袍论”，也就是那句“连旗袍都不让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查无实处，我遍查了所有有关张爱玲的资料，一无所获。
后来，我在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找到了唯一和这句话有点关系的文字，原文是这样的：1951年，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十八春》连载结束后，有一次我去看她，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尤其像她那么聪明的人。经历过上海沦陷，香港沦陷，抗战胜利，对于各阶段的变化，一定有它独特的观察和发现。她以前写出“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样的句子，解放之后，种种的变化都更激剧，也许她已经预见更大的破坏要来了。我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就是因为我对整个客观环境已经有所考虑了。但是姐姐默然良久，不做回答。
张子静撰写回忆文章已经是在八十年代后的事了，这段回忆的内容几乎全是也许、可能等猜测用语，都属于马后炮的范畴——在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将来的事情，包括毛主席本人，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设计好的，而是在现实变化中的选择——在这个回忆中，张爱玲一言不发，也就没了所谓旗袍论产生的一切可能性。
有关系的是张子静提到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句话，这句话最接近所谓的旗袍论，这句话是张爱玲在1944年为《传奇》再版时写的序言里的一句话，这句话应该就是“暴风雨要来了”的创作蓝本，再创造出“不让穿旗袍”的话，一个所谓的旗袍论就这样新鲜出炉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所谓的张爱玲因文代会事件而决心出走及所谓的旗袍论都是子虚乌有的，都属于历史的新发明。至于说张爱玲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决心出走，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