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的理想蓝图中，“疑罪从无”原则犹如一座灯塔，为公正审判指引方向，保障每一位公民免受冤屈。它是现代司法体系的基石，承载着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的双重价值。然而，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却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让公众对这一原则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贯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回顾案件，席某某与女方经婚介相识、恋爱并订婚，本应是一段美好姻缘的开始，却在订婚次日因发生性关系后女方报案，使席某某被控强奸罪。在这起案件里，诸多关键证据令人困惑。医院诊疗手册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鉴定书表明“送检物均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这些证据似乎暗示着案件存在疑点。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当证据不足以确凿证明犯罪事实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定。但法院最终仍判定席某某强奸罪成立，这不禁让人质疑，疑罪从无原则在此案中究竟如何体现？
从证据的完整性来看，强奸罪的判定需要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在本案中，关键的生物物证缺失，仅凭借一些间接证据和口供来定罪，显得证据基础颇为薄弱。尽管女方陈述有反抗行为，事后也有诸如烧窗帘、呼救等举动，男方在录音中也有模糊回应，但这些证据能否在法律层面上确凿无疑地证明强奸罪的构成，值得商榷。毕竟，在情侣或准夫妻关系中，类似的激烈情绪反应和模糊言语，可能存在多种解读，不应简单地将其作为定罪的铁证。
从司法程序上考量，据男方家属指控，存在“DNA结果未出即批捕”的情况。若此情况属实，那么这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逮捕需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规定，程序的瑕疵必然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和整个审判的公正性。在法治社会中，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一旦程序出现问题，公众对审判结果的信任也会随之崩塌。
疑罪从无原则的核心在于，当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存在疑问时，应作出无罪或罪轻的判决，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有力保护，也是对司法权力的约束。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公众看到的是疑点重重的证据，却未能看到疑罪从无原则的充分践行。这一判决结果，让普通民众不禁担忧，在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是否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在面对现实案件时，难以真正落地。
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质疑，不仅仅关乎当事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如果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轻易定罪，将会使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产生动摇，破坏法治社会的根基。人们会担心，下一个被“疑罪从有”的会不会是自己或身边的人？
大同订婚强奸案给司法系统敲响了警钟，它提醒着司法人员，在每一个案件的审判中，都应当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证据，以最坚定的决心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切实保障 。